任泽平：全球历次大瘟疫的起源、影响、应对及启示(22)

7.3 瘟疫是在人类定居、驯化动物、城市等文明进程中产生的
从表面看，细菌、病毒等微生物是传染病的根源，但人类在几百万年的历史中只有近1万年才出现瘟疫，说明瘟疫的产生可能也有人类自身的因素。从演化生物学看，瘟疫的产生需要微生物获得感染人的能力并持续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这些均需要人类的一系列“配合”才能实现，如定居、驯化动物、城市等。大约1-1.2万年前，原以四处打猎为生的人类由于大型野生动物灭绝而被迫定居，并先后驯化了植物和动物，这两大变化为瘟疫的产生提供了直接条件。一方面，定居后伴随而来的老鼠、驯化后的牲畜等提供了潜在的病原体并与人类长期接触，继而这些病原体通过定向进化而变为人类传染病；另一方面，定居使得人类排泄物与食物、饮水开始有了交叉污染的可能，为众多传染病提供了传播的条件。大约6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首先出现了城市，城市的出现使得人口聚集，这为传染病的大流行提供了条件。
人类文明在定居、驯化动物、城市等过程中得以发展，但也为瘟疫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瘟疫因此被称为“文明病”。

7.4 捕杀野生动物正在成为新传染病产生的重要原因
近现代以来，捕杀野生动物在人类各类嗜好和生活陋习的驱动下增多，造成野生动物所带有的病原体获得了接触人类并适应人体环境的机会，多种新传染病因此产生。经调查，19世纪末鼠疫的全球第三次大流行是人们追求皮草服饰和大量猎杀土拨鼠导致的，近年来SARS、MERS、埃博拉病毒等也被证明其直接或根本来源是蝙蝠、果子狸等野生动物且与食用野味有关。因此，保护野生动物、改变生活陋习对减少新传染病的发生及公共卫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7.5 科学是人类战疫史上最有力的武器
以祈祷来驱散病毒、以杀猫来消灭鼠疫、以板蓝根来治疗怪病、以偏方来求得心安……不科学的防疫措施和应对方法非但不能遏制疫情，甚至可能加剧传播、伤及更多生命。相反，19世纪下半叶现代微生物学的发展及科赫法则使得众多的传染病得以明确病原体和传播途径，一方面为针对性的防疫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也为疫苗开发提供基础。20世纪中叶以来发明的抗生素、重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更是极大丰富了人类防治传染病的手段，显著降低了众多传染病对人类社会的威胁。此外，科学精神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比如1796年詹纳正是通过细致观察、理性分析和严谨试验的科学精神而发明牛痘疫苗，又如1854年英国伦敦爆发的霍乱中，斯诺首次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即地图标记的方法确定传染源为一口水井，随后水井的封闭大大缓解了疫情。历史证明，现代科学及理性严谨的科学精神是人类战胜瘟疫的最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