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随之而来的危机，我们要如何认识民粹主义？(4)

民粹主义者当政时会继续挑动对立，并向人们灌输某种不亚于末世冲突一类的幻想。他们将政治冲突尽可能地赋予道德含义。敌人永远不会短缺，而且这些敌人必然是全民的公敌。查韦斯在2002年反对派掀起一场总罢工时宣称：“这并不是支持或反对查韦斯的问题……而是爱国者与祖国公敌之间的对抗。”民粹主义者常会热衷于将时局描述为一场危机，将其称为生死存亡的威胁，因为一场危机可以令民粹统治合法化。换言之，一场“危机”可以是一场表演，而政治可以被包装成一场持久的内外交困状态。
民粹主义者会持续塑造压力感，并将其与一种“亲近人民”的审美产物结合起来。维克多·欧尔班每周五都会接受匈牙利广播电台采访：查韦斯主持着著名的节目《你好总统》，其中普通民众可以拨打电话向这位国家领导人诉说他们的忧虑与关切。
人们固然可以将这样的行为贬为某种怪异的政治逸事，而实际上，这类的行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被称为“传媒民主”或“听众民主”的背景下与所有政客都必须进行的公关活动有着相似性。（在这种背景下，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途径是旁观当权者。）然而，另一个事实是民粹主义者会采取一套非常特殊的治理手段，联系民粹主义的核心逻辑来看，这些手段是可以获得道德支撑的。当权的民粹主义者不可避免地要回归那一套理论——他们是人民唯一 道义上合法的代表，且只有部分人才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人民，只有这些人民才应获得支持并最终配得上良好的治理。
此种逻辑可以有三种自我表达的方式：对国家的某种殖民性质的统治；大规模的恩庇政治与政治学家常言的“歧视性法治主义”；对公民社会系统性的压制。采取这些行为的并不仅是民粹主义者；但民粹主义者与众不同的一点是，他们会如此公然地采取这些行为。他们宣称他们这些行为是有道义支撑的，且至少在国际场合上，他们很可能维持他们民主主义者的名声。
摘编｜吴俊燊
编辑｜张婷 董牧孜
校对｜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