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博士在华为的22年(3)

大家都把产品当作自己的儿子、一切付出的期望。晚上加班晚了，老于还不时请大家到上地东里吃夜宵。这种吃饭聚餐有个规矩——级别最高的买单，作为新员工的我就安心享受。后来才知道，我是项目组里年龄最大的。
三个月的试用期，我按时写周总结、月度总结，即便没有人要求，我都发给整个项目组，请大家指正。试用期结束后转正答辩，答辩组长是负责底层软件开发部的黄国勇，答辩组的领导们让我回答了几个问题，应该还比较满意，答辩结果是A。很快老于就跟我沟通加薪，好像是1300，一下从5500涨到了6800，顿感前途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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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正后就成了“老员工”，大家也不再拿我当新员工对待了。很快，我们的单板回来了，大家宝贝得不行。我从办公室转战到了实验室，成天与它泡在一起。正如前面所讲，因为我们是I公司的α客户，注定了我们的调测与I公司是同步的，甚至先于他们。那个时候微码仿真器都还没到，其实就是一个小盒子，连上NP的JTAG（联合测试行动组织所定义）接口可以在线调试微码。但那玩意儿比芯片还贵，整个产品就只有3-4个，分在硬件和微码用，用完都要小心收在保密柜里，所以我们开创性地在单板上设计了一排LED灯，这样通过在微码中植入点灯代码来确认运行步骤和调试结果。现在想想，很佩服老徐、老于、王重阳、兰天、董导、梁冰、唐峰、刘晨等项目组成员如此天才的想法（没错，当时我们项目组就8个人）。后来因为我们不断发现芯片隐藏Bug，也让I公司的专家不得不对我们的能力刮目相看，从起初的傲慢逐渐转向对我们反馈问题的重视。
那时候心里充满了激情，感觉每天都有进展，自发自驱地拼命往前赶，好像除了工作没有其他，单纯地快乐着。主管和同事的关系也很纯粹，大家都对技术有种痴迷，主管没有任何架子，极好相处。记得有一晚调逻辑遇到问题，产品经理朱天文来实验室看到了，直接上手说该这样改、该那样改，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我们最大的头儿（工号0311）。单板调测差不多之后，就该跟网板联调了。
当我们在华为大厦4层把第一个报文从DMU（数据搬移单元）接口经过网板ping通之后，我兴奋地欢呼起来。后来有同事说整个华为大厦都听到了我的尖叫。因为调测，我对NP的相关寄存器定义了然于胸，硬测的陈冬为此很佩服，夸我说无论什么时候问那上百个寄存器的bit定义，我都能不看手册随口应答。我自己倒没觉得什么，也就是熟能生巧吧，当然那个时候的记忆力也是超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