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文化、反觉醒运动和西方身份政治危机——从JK罗琳说起(10)

因为关于跨性别的言论，罗琳不但收获了更多的注意力，也就此收获了大量的支持者。在中国亦是如此。
本文的用意并不是给出“罗琳到底是否是受害者”的定论，她的性别观点是否正确，未来也自有回答。对于罗琳所受到的骚扰和威胁，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于2020年9月接受《The New Statesman》的采访中也表示，“虽然我不同意罗琳对跨性别的看法，但我不认为她该受到骚扰和威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记得，世界各地的跨性别群体在街头和工作场所同样遭受着威胁和骚扰。所以，假如我们准备反对骚扰和威胁（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些事在哪里发生、谁受影响最深、本该表示反对的人有没有容忍这些事，这三个问题我们都应该有全面的了解。对某些人的威胁可以忍，而对另一些人的威胁不能忍，这样的说法是不可取的。”
前文已经解释，在西方政治语境下，觉醒和取消是关于不同群体在话语权上的争夺。朱迪斯·巴特勒并没有参与公开信的签署，并且坦诚表示，她在公共生活中也犯过大错。“我是教师和作家，我相信缓慢的、深思的争论。我从质疑和挑战中学习。如果因此人们不再阅读和聆听我，我内心是反对的。”但另一方面，她认为取消文化是被压迫群体的强烈政治诉求，不应该被销声匿迹。“民主需要一种恰当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不总是文质彬彬的。”
西方民主或许正在经历这种挑战，另一些人认为这是危机。文化战争的前提是，挑战权威、进行话语较量是一种现实的可能。忽略这一前提，轻易地把罗琳的经历打造成一个“因言获罪”的故事，则更是中文对觉醒和取消的刻意误解和挪用。不论怎么看待罗琳事件，对觉醒和取消的批评更不应该生硬地嫁接在中国的语境下。
隔岸观火的我们如何理解、看待觉醒和取消，更多地反映出我们自身所在的政治心理位置。尽管互联网和全球化让西方思潮的概念唾手可得，年轻一代对身份政治和西方进步主义的话语愈发熟悉，但信息污染和不对称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罗琳事件。我们的经济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外资品牌在中国也处于微妙的政治道德处境，跨国营销在本地面对的截然不同的舆论环境。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拥有完全不同的现实语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甚至参与“远方的争端”的讨论，或许是我们从他人的经验和反思中受益的一种方式。
参考文献：
王恩铭.美国20世纪末的一场文化战争:保守派与进步派的较量[J].世界历史,2011（0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