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文化、反觉醒运动和西方身份政治危机——从JK罗琳说起(8)

”此类意见是推动觉醒运动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的“更向前一步”，但往往也被保守派选择性地利用。

2017年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虚伪性的讨论和批评也不仅仅指向公司。从人们参与进步运动的形式到抗争的内容，“觉醒”本身也饱受“表演性”、“发泄性”的争议。一方面，2017年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是美国越战后境内发生的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但温和的游行和静坐被认为是觉醒无效的、姿态性的表演。另一方面，2020年警察暴力执法致乔治·弗洛伊德死亡后，美国五分之一的人冒着疫情、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的危险参加了又一持久而广泛的抗议游行。但这一次，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衍生出了“打砸抢烧”的暴力行为，美国至少16个州的25个城市实施宵禁。这成为美国保守派活动家口中的“文化革命”，“觉醒”甚至被打造成导致暴力的原因。游行抗议，不论是温和还是骚乱，批评者始终认为都不是斗争的合理方式。
而社交媒体发起的新型去中心化社会运动，在某些批评者眼中更成为一种空洞的表演。抗议真的无效的吗？亚特兰大在2020年6月的一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虽然短期看上去，游行所呼吁的政策不会立刻落地，但抗议是有效的。“集体行动是一种改变生活的体验。”抗议的力量体现在对抗议参与者和社会的长期影响上。文章指出，社交媒体和街头抗议当然并不是“挥舞即显灵”的魔杖，抗议本身也是高风险的行为。在困难的条件下抗议数周，需要后勤保障和组织能力，更要面对镇压和打击，谈判也并非易事。但从长期来看，抗议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挑战的是民主权力最重要的支撑：合法性。抗议打破了对暴力的垄断。人们可以被迫服从，但镇压和打击无法强迫扭转人们的热情、能力和创造力。抗议吸引了注意力，赢得了对话，将一些临时参与者变成了终身活动家，并就此长远地改变社会。
仅就警察暴力执法这一议题而言，抗议难能可贵地打开了公共议事的 “奥弗顿之窗”（Overton window），即拓宽了大多数人在警察系统改革上可以接受的政策范围。伴随着游行抗议的发生，媒体开始呼吁取消对警察的资助（defund the police）；保守派虽然反对“取消”，但也不得不开始考虑警察系统的改革——这是短短几年内保守立场发生的重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