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澡｜百家故事(17)

但对于大多数老人来说，因为经济条件、养老机构床位和自身养老意愿的制约，他们最终能做的选择往往是居家。这也符合国家的规划，无论在中国哪个城市，居家养老依然是最主要推行的养老模式——每100位老人中，大约就有90位会在家里度过生命最后一程。
这样一来，子女不得不承担起看护的责任（这种「不能拒绝的照护」曾被一位学者形容为「强制劳动」）。子女一方面会抱怨陪护老人限制了自己的自由，一方面又会为照顾上的欠妥与过失而感到歉疚。
因为居家养老，镇宁路404弄的陶彩英和儿子的亲情关系显露出畸形的一面。陶彩英瘫痪七年以来，儿子一直陪在母亲身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每日四目相对，连彼此的气味都闻熟悉了。只要看不到儿子，陶彩英就会不停地叫唤。
陶彩英第一次中风时，碰巧那天家里没人在，她一个人倒在地上，不知道睡了多久。儿子回来看到，自责了半天，发誓以后哪也不去了，就陪在老妈身边。此后，在这个十来平方的房间里，陶彩英睡的是病护床，能够摇上摇下；儿子睡的是沙发床，能够打开折叠。
夜里，两张床并排摆起来，像是宾馆里的标准间。

陶彩英和儿子的两张床
可陪护毕竟不是一两天，而是2900多个日与夜。积年累月下来，儿子为这种重复而又望不到头的劳动感到不堪重负。疾病不仅消耗着时间，母子之间的感情也被消耗了。每日，他们感到哀伤的事情变得一样——陶彩英躺在床上不能动了。但痛苦的感受却不相同：一个极度害怕死亡，经常双手合十，对着天花板祈求，「菩萨保佑」；一个难耐的是被孝道和责任束缚，常年不能出门，自己的脚也快不会走路了。
「老妈经常说，我要死了。我说，你才要把我搞死了。后来骂好了，我心里又懊恼。但我真的搞到吃不消了。」儿子说。
当亲情关系受到严重束缚时，裂缝也随之出现，家变成了禁锢自由的牢笼。特别是当老母亲半夜里感到不适，一会儿喊儿子要起来，一会儿要睡下，一会儿冷了，一会儿热了。儿子睡不了觉，就恨不能从老母亲身边逃开。有时候，他会选择去阳台抽一根烟，嘴里骂着脏话；有时候，他会有一种极大的憋闷感，不得不夺门而出，在无人的暗夜大步快走，想把压抑的情绪甩到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