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归案人员讲述逃亡经历：听到警笛吓得筷子掉地

铺开追逃作战图，广东省追逃追赃战果逐年递增：2015年，128人；2016年，147人；2017年，170人；2018年，237人。2019年再创历史新高，共追回外逃人员506人，包括“百名红通人员”2人，追赃金额11.83亿元人民币。
追逃工作势如破竹、一往无前的背后，是外逃者们的防线崩溃、节节败退。颠沛流离与贫病交加、妻离子散与精神煎熬……笔者日前采访了多名外逃归案人员，他们用切身血泪教训和切肤之痛，勾勒出外逃生涯的凄惨与悔恨。
表现1：贫困交加
摆地摊卖工艺品谋生
“外逃那段日子，我不敢住旅馆、宾馆，每到一个地方，我就在当地医院大堂过夜，或是干脆在野外搭帐篷……”
郭海文，清远市清城区源潭镇原党委副书记，逃亡时，他骑单车一路向西，从清城出发，经肇庆到广西梧州，辗转4省份13县市，最后到了云南大理。
“有想过放弃！我骑车至云贵高原时，海拔越来越高，高原反应越来越重，加上天气开始变冷，骑行变得十分困难和缓慢，心里打了退堂鼓。”但不敢面对法律制裁的郭海文没有回头。
时刻东躲西藏，长期颠沛流离，这是外逃人员最真实的写照。但逃亡生活的残酷，远不止于此：贪腐赃款日渐耗尽，又不敢使用自己的身份证件，打零工和摆地摊，成为了不少在逃者有限的谋生手段。
“在菜市场附近的人力市场，我做沿街揽活的临时工，小工、搬运、保洁，什么都干。那里揽活的民工不少，一整天也揽不到活的情况经常发生。”为维持日常生活花销，除了到人力市场揽活外，郭海文还在当地人民路摆起了地摊，卖起了工艺品，在朝不保夕中苦苦挣扎。
与郭海文“仓皇出逃”不同，一些腐败分子抱着“海外即法外”的侥幸心理潜逃境外。为了上多一道“保险”，有的还会通过各种手段取得逃往国公民资格或永久居留权。
然而，即使潜逃海外，他们依然逃不出“苦”的底色。
对这种境外逃亡的艰辛，何权昌感受尤为强烈。这位后来退赃达5.96亿元的中山市原国土资源局局长，更是以自身经历为诫，写下了《呼吁在逃人员早点回国投案自首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