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归案人员讲述逃亡经历：听到警笛吓得筷子掉地(2)

他写道，在海外逃亡生涯里，因为不懂英文，他根本没法外出买东西与生活。实在要买，都是晚上6时后出门，因为菜价便宜一半。看着根本听不懂的英文电视节目，成了他仅有的娱乐。后来辗转香港，他住过劏房，为了省钱，有时候一天只吃一个面包、一盒饼干。“生活十分艰苦，有苦只有自己知道。”
何年是归日，雨泪下孤舟。在短则数年、长则数十年的煎熬中，苦成了外逃人员最深刻的记忆。
表现2：草木皆兵
思念亲人却不敢打电话
“一开始几年，我没办法工作，整日东躲西藏，内心像惊弓之鸟。一次正在租的房子里吃饭，听到外面有警车的警笛声，吓得筷子都掉到了地上。我怕房东看出破绽，很快就退了房子走掉。”外逃归案人员董亮生说。
董亮生是中国人民银行南雄市支行原计划金融管理股股长。在逃亡的20年间，他每天在恐惧中过着没有尊严、没有自由的生活，有家不能回，思念亲人却连电话都不敢打，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稍有风吹草动就心惊胆寒。
在恐惧的支配下，外逃生涯吞噬了这些人的健康，耗尽了他们的精气神，掏空了内心所有的积极情感。很多外逃人员患上了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成了满头白发、满身病痛、每天“拿药当饭”的“药罐子”。
境由心转，相由心生，这甚至导致了追逃双方“对面相逢不相识”的吊诡局面。
“如果不是有飞机安全员的指引，我几乎认不出他，他坐在那儿，肚子大大的，脸色黑黑的，眼袋耷拉着，和当年意气风发时完全不一样。”省追逃办有关负责人介绍“百名红通人员”黄平回国投案时的情形，“类似的场景，实在太常见了！”
唯有主动投案，才能得到解脱。“我在外面确实有很大思想负担，回来之后很踏实。”回国投案后，原广东健力宝集团副总经理于善福直言。
表现3：骨肉离散
爷爷过世作为孙子不敢回
“没有朋友，又不敢和家里人通电话，生怕害了亲人。”外逃人员抛出的这句话，是他们外逃生涯的又一沉重注脚。
选择逃亡，意味着割舍掉亲情，放弃含辛茹苦将其养大的父母、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寄予厚望的子女，活成一个“孤家寡人”。亲人，成为了这场“囚徒困境”的无辜牺牲者。
佛山市南海区原房地产交易所所长黎健雄举家潜逃。妻子廖某娟回国探望，被有关部门依法采取强制措施。2012年，黎健雄的爷爷过世，作为孙子的他未能给爷爷送终。“他一见到我们就哭，老人一方面很想儿子回来，另一方面又怕儿子回来要坐牢，心里很矛盾。”接触黎健雄父亲的办案人员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