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枢元：忆赵以文先生(6)

退休后的那一段时间，是我见到的赵先生最幸福的时光。
我们两家住的楼房毗邻，我母亲农家出身，总不忘耕耘，在楼下的荒地上开了块小小的菜园，总见她与赵先生老两口兴致勃勃地谈论茄子、豆角、韭菜、丝瓜的长势。我们住的楼的东边是一片核桃树林，夕阳西下的时候，有时会看到赵先生与长他三岁的老妻李培义手挽着手，在林中小路款款走来，黄昏的余晖映照在这对八十开外的老夫妻身上，一种散淡悠闲的美。记得有一天，赵先生穿了件崭新黑段子中式外套，笑意写在脸上。李培义先生耳背，看见我走近，手臂把赵先生挽得更紧，不等我打招呼就笑口先开：“枢元，看我的‘小女婿’，多精神！”

退休后的赵以文夫妇我在郑州大学任教的后期，赵以文先生已经退休，我接任了他的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的职务。先生历经风雨，早已看透生死，退休不久便给自己写下《遗著》，甚至还拟定《讣告》，先生曾拿给我看过。
《遗嘱》中交代：“如患某种‘不治之症’，为减轻自身痛苦和子女亲友的精神负担，节约医疗开支，自愿接受‘安乐死’的处理。”“从简治丧，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火化后不保留骨灰。”“现有图书捐赠给郑州大学中文系资料室。”
《讣告》的写法却令我感慨良久。先生对于自己青年时代作为“资深革命者”的光辉事迹竟只字不提，仅以“解放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一笔带过；而对于自己晚年的教学经历、学术任职却细细陈述。道不出先生晚年的心境与况味，我只是想起陈寅恪晚年忆故居的诗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赵以文先生远去了，一个时代也已经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