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间阅读|李普曼与我们的世纪（上）(2)

这是为什么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是大英帝国真正瓦解的标志。当然在此之前，英帝国就开始了缓慢的衰落。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因奥斯曼帝国消亡以及普法战争后意大利和德国等新民族国家的出现等而紧张到崩溃。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工业化在19世纪末促成了英国工业优势的相对下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又给了英帝国以重重一击。
不过，放眼欧洲大陆，它的美好年代也是在1914年结束的。“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这个专门的称谓是后起的，从1871年到1914年这40余年光景，被看成欧洲的“黄金时代”，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英国，它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时代重叠；在德国，它是威廉二世时代；在俄罗斯，则是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在美国，它是从1870年代到1900年、处于南北战争和进步时代之间的“镀金时代”，是美国的财富突飞猛进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和平与繁荣，技术、科学和文化创新层出不穷，殖民帝国也攀至顶峰。它是那个被茨威格称之为“昨日的世界”的所在，而茨威格之所以为自传如此起名，是因为他感觉到，“那个我曾经在其中长大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以及横亘在过去和今天之间的那个世界，变成完全不同的世界”。
如果按照百年来断代，属于“昨日的世界”的，就是十九世纪。茨威格曾说，十九世纪顽固地囿于这样一种妄想：以为人能够用理性解决一切冲突。但在那些十九世纪的残余被扫荡的日子里（希特勒上台，战争爆发），茨威格经常与他的同乡弗洛伊德谈天，他发现，后者的观点当时以最让人震惊的方式得到证实——野蛮，即那种人的灵魂当中根本性的灭绝本能，是无法绝迹的。“也许在未来的世纪里能够找到一种形式，至少能在各民族的共同存在中将本能控制在低水准上，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在最内在的本性当中，它们是无法消灭的，或许它们也是必要的张力。”这样的倾向思想自然无助于相信前途的光明，茨威格如此写下他的家园——无论是现实的还是精神的——被摧毁的感觉：
我们这一代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命运多舛。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哪怕是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人，内心的最深处也被我们欧洲大地上无休止的、火山喷发般的天摇地动所搅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群当中，没有谁比我更首当其冲了：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每一个身份都处于天崩地裂时的风口浪尖上。它们三次倾覆了我的家园，毁掉我的生存基础，将我从那个“先前”和“往昔”中剥离出来，以突如其来的猛力将我抛入虚空之中，抛入那我早已经熟悉的“不知该去哪里”的状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