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走近刘弄潮⑦：确立航向（四）‖吴再洪(4)

我们新繁的留省同学会，办一个月刊，叫《繁星》的，是由作宾主编。虽然因经费关系，只出了一期，但因作宾的鼓舞和怂恿，我一个人就写了两三篇文章……《个人与社会》，这篇论文，因句子有些欧化，作宾说是怕人不容易看，就大胆破例，照新诗式样一行一行地排下，这不能不佩服他作事勇敢。一个初次发表作品的人，能得有编者这么分外的优待，那真是增加我以后不少写作的兴趣和勇气……
作宾在北平是过着极艰苦的学生生活，深深尝到经济困难的滋味。我写信告诉他，说我也打算到北平去求学……他便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一年没有筹足三百元的学食费断断不能去的……这不仅使我断了去北平的念头，便连上海以及别的较成都更大的都市，都不妄想了。于是我便决定经过云南到南洋去半工半读，我也把这个计划写信告诉他了。他从长春回信阻止我，很严厉地说：这只有拖死在外面的。他以为我不能吃下这份苦，我不服气了……我要实行我的计划，我要顽强地活下去。
以后6年之间，我们没有通过一次信。但他却还在影响着我。1926年在昆明作了一年的劳工，又碰见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夜深走在翠湖东边那条路上，突然起了自弃的念头，同时对于存在世间的亲人友人，也一刹那间动了依恋的情怀，接着想起了作宾最后信上讲的那句话，我登时鼓起了勇气，我重新再发一次誓，我要顽强地活下去。我便离开昆明向缅甸走去。
1931年我从缅甸回上海的时候，我就开始打听他的消息。在北新书局出版一本日本人编的书籍，书名和编者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内容是两个关于哲学方面的演讲，前一个演讲是胡适之的，后一个演讲是驳胡适之的，署名正是刘作宾的另一个名字（刘旷达），作宾这篇演讲，先前我看见登在《现代评论》上，只以为是一篇文章，现在才晓得他是当着听众，同胡适之作过辩论。就内容来讲，他的演讲是胜过胡适之，因为胡适之老是那一套实验主义，作宾所依据的乃是最新的哲学……
这一年夏天，我们在上海会见了……在这次重逢中，我们谈到了过去的往事……至于他的父亲，业已死了很久，但他对父亲留下的后娘，以及后娘生的兄弟他还怀着极大的关心，常常从教书的薪金中，分一部分汇给他们。我想起他小时反对父亲讨后娘的事情，便觉得作宾能这样体念他父亲，继其遗志，正显出他对父亲是极爱的，同时也是他做人忠厚，不忘记应帮助的一些弱者……
我同他在天潼巷一个衙堂内，合住在一道，打算办一个刊物，并邀约了沙汀参加……但终于没有实现，……1934年冬天，我到济南去看他（注：当时刘弄潮被国民党关押，艾芜去探监），他给我几句简切的话：意思是不要把自己限在文学这个小圈子内，使我有着深刻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