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生的长河，为无数无名无姓的人的渡船而流｜沈从文诞辰120周年(3)

那条缆绳握在了自己的手中。电影《边城》剧照。
沈从文对生与死的知觉异乎寻常的敏感而精准，或许正是因为生与死过早地对他加以特别的关照。如果他的自传如他的文字本身的质量那样质朴可信，那么他出生以来最早的记忆，便是死亡。那是他祖母的死，他那时刚活到这世界上四个月，却依稀记得自己“被谁抱着在一个白色人堆里转动，随后还被搁到一个桌子上去”。他的出生，似乎也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偶然结果：他的父亲本来在追随镇守大沽炮台的提督罗荣光，充当一名裨将，却因为庚子国变八国联军入京，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所有的财产，回到家中，“没有庚子的拳乱，我爸爸不会回来，我也不会存在”——在自传中，沈从文恰当地如此总结道。

《旧沈家》，黄永玉绘。
尽管这毫无疑问不过是命运安排的偶然，这种偶然不知同时安排在多少人的身上，但沈从文却觉察出这一点，偶然的出生和出生后最初记忆中的死亡，让生与死这两种最具力量的事物，在他生命最初的时刻同时展现在他的面前，并且在日后他的成长中，能让他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就像那条渡船的譬喻，生与死的缆绳牵曳着这条名为“我”的渡船在人生的长河中行进——而沈从文抓住了这条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