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高阳河——建党99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致敬英雄(3)

新婚不久，王月增即投入攻大户、斗汉奸及减租减息的工作之中。当时，村上赖皮李疤拉，仗恃着参加过伪军，无恶不做，人称“二鬼子”，抗战胜利后，他仍不改恶习，横行霸道，强占他人宅田。王月增听说后，气愤填膺，他自已出钱为受欺负者打官司要回宅田，灭去村上恶势力的嚣张气焰。
1947年12月，陈谢（陈赓、谢富治）兵团解放襄城号角吹响，王月增闻之雄起，立马告别妻子和刚出生6个月的孩子与部队联系，与战友们一起当向导，送情报，送粮草，为解放襄城又作出新贡献。战后，部队首长秦基伟接见县委负责人说：“襄城县暂不设立政权，部队还要走，地下党组织要继续隐蔽。”
一直到1948年1月襄城县成立人民民主政府，王月增都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
三
襄城解放初期，形势并不乐观，甚至更惨酷，更混乱。在这时代鼎新、政权交替的年代里，县委战旗猎猎，指挥若定，反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铺开;土地改革、恢复发展生产井然有序；正在筹划的9个行政区成立在即。这些史无前例的兴世之举，渴望人才，期盼人才，急需一批党员干部。
在一个丽日春风，冰化雪消的日子里，王月增、唐守本、唐本林等一批隐蔽的共产党员，来到县委报到，要求参加组织活动，分配任务，再立新功。办公室里，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李瑞堂亲自接见谈话，欢迎他们如时回到革命队伍。当时，这些为革命出生如死的功臣们，如流浪多年的孩子们见到母亲，一个个都大哭起来。然而，就在促膝欢谈，尽倾积素之时，查找档案的人员说，档案里找不到王月增等人的名字，他们都不在全县共产党员名单之列。
高兴而来，沮丧而归。以后他多次到县委反映、查询，均无理想效果。再后，县委领导答复，这批党员若有入党介绍人或直接领导的证明，就可以恢复组织工作。
证明，虽是一张纸，或是一句话，但它是认定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如同杠杆的支点，再重再大的东西也能把它撬起来，再困难的事情也能解决，但当时证明的寻找，几乎与找支点撬地球的难度等同。试想，王月增的入党介绍人王月如已经殉职疆场，上哪里寻找呢？而直接领导人张奎光、刘书丹等同志更不知奉调何处，又该到哪里寻找？尽管如此，王月增寻找证明的心火生生不息，越烧越旺，一连烧了四个年头，以至于跑腾成“历史不清”人员，成为以后每次运动的挨斗对象。
期望，努力，失望。再期望，再努力，再失望。最后，他终于拖着疲惫的身躯，静卧在高阳河边的密林深处，体悟出人生的哲理。他勉励自己：我要珍惜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牢记入党时高举拳头宣读的铮铮誓言，时时处处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只要活下去，就要好好工作，只要活下去，就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他坚信，总有一天会投入到母亲的怀抱，一定会回到党的队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