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的江山仅维持了15年便“二世而亡”，始皇帝做错了什么？(4)

然而始皇帝却是将这种办法在统一大帝国的范围内推行的，这就直接导致了在原东方六国拥有较大影响的儒家学者对秦政权的强烈不满。商鞅焚《诗》、《书》时，秦还是一个西陲的诸侯国，儒家学派在
这里的影响非常小，法家思想在秦国的确立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强有力的对手。此后虽有吕不韦在平灭六国的过程中，试图以一种“杂”的态度，以儒、道为主兼容并收各家的《吕氏春秋》，来影响和培养将来统一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秦王政，但当秦王政从吕不韦手中夺得国家大权并很快面临着如何统治一个此前绝无仅有的统一大帝国时，他压根儿没看上这种要求君主“清静”、“无为”、行“德政”、“顺民心”的学说，而是很快接受了秦国传统文化即法家学说的熏陶。从“磋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表达了对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的钦羡之情，到任用韩非的同学李斯为丞相，无不体现了秦始皇对法家思想的重视。

而此时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随着天下的一统，汇集于这个统一的帝国中，其中又当以儒家学派的思想，与秦的统治思想的反差最为强烈。他们挟《诗》、《书》“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人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竭力维护过时的以分封制为代表的各项制度。这种“往后看”的退步思想与“师今”的秦王朝的法家进步思想，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始皇及法家派官员看来，儒家思想就是反动思想，于秦帝国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极为不利，依照传统做法，必须将他们的“教科书”彻底禁绝，才能在思想上“定于一尊”，于是，顺理成章的有了“焚书”事件的发生。但这并没有限制住儒生继续在背地里说秦始皇的坏话，散布“反动”言论。始皇闻之大怒，将捕到的数百人全部坑杀，从肉体上将“反动派”消灭，形式上实现了思想上的“定于一尊”。这种残暴的做法，对于怀着“定于一尊”观念的始皇，是行之当然且行之有效的，同时它又是专制政府处理“异端”的必然。后世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