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色鹿』唐宋系列|《信息与权力：宋代的文书行政》(3)

对巽卦的解释和对管子的批评，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关于文书行政的理解。一是尊君而行令以治民、“惟令是视”；一是顺理设令，为民非为君，“因今之法度以行其政事之仁”。由此也必然带来对于信息、权力以及君主责任等问题的不同理解，其背后则体现出思想境界的不同和行政主体的差异。在宋儒看来，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官无崇卑，皆可以行其政”。士大夫作为行政的主体，作为公共管理的承担者、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天下为公的践行者，应该是如叶适所言“因今之法度以行其政事之仁”。以法为教、以吏治天下，同以士大夫治天下、顺天理而为，两种文书行政大异其趣。
文书行政的制度基础，一则是行政国家，行政组织、机构的充分发展，行政权力在政府职能、官员选任、行政事务等各方面扩张；二则是这种行政权力的施行以多元的信息沟通和发达的文书运行为依托。文书行政中的行为主体主要是君主和士大夫群体。政治的核心是权力，主要体现为决策行为。文书行政就是以行政文书为依托的，以决策为中心的一系列行政行为过程，因而文书行政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对信息和文书基础上的决策行为的分析过程。
传统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围绕着信息沟通、政令推行而展开。决策和对政策的有效执行可以看作信息从下属机构向中央政府的流动以及随之发生的命令、批示发向有关专门机构的过程，因此权力的关键在于对信息的控制。信息渠道，也就是权力的组织架构。所有信息都成为决策的依据，是为决策信息，其来源、数量、真伪、传递、共享程度等，反映出不同政权的性格。中古政治特色之大端，一为君主专制，二为中央集权。以宰相为中心的中央政府，处于君主与地方之间，形成君、相、地方三种权力主体和君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两组矛盾。从信息角度着眼，帝制时期的信息沟通与控制，实际上也存在君—相、君主—地方、朝廷—地方三种渠道之争以及相应的文书运作方式，从而塑造了不同的政治秩序与权力格局。
由于经历了文书从书于竹帛到天下莫不用纸的划时代转变、雕版印刷术的推广与使用在宋代爆发性的增长，以及新儒学和士大夫政治的发展，宋代的文书行政所能达到的深度也就远迈前代。十余年来文书、信息视角的宋代政治史与制度史研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近年来对新出之碑刻、墓志、天圣令、黑城文书、徐谓礼文书等新资料和传统金石书画资料的利用，加之“今日观念”所带来的问题意识的刺激，为将宋代的文书行政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提供了新的契机：一则提出了新问题，二则增加了对“老问题”的新的观察角度与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