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中国的天和地做好我们的绿家园——柴尔红(19)

这么多企业要在同一时期建起来，前提就是要有很多建设得非常好的、规模很大的工业开发区已经建设起来。否则，供应链网络会因为水电路技术工人承包人工程师等基础设施不配套，物流成本过高，根本长不起来。这就意味着，供应链发展起来的前提是城市化必须要先于工业化。而通常的历史节奏都是工业化拉动城市化，不能反过来。但是，中国偏偏就把这历史节奏给反过来了：先城市化后工业化。
事情源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国实行的财政制度叫做包干制。财政包干是地方政府每年要给中央上交一定额度的财政，余下的地方政府收多少、花多少，都是自己的事，中央不管。这套财政制度对应80年代的改革，极大地刺激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每次中央层面推动改革有困难时，改革最前沿的地方会就会有各种制度创新，让中国从旧体制当中迅速突破出来，胆子更大步子更快。东部沿海地区地方活力释放得如此之大，发达地区的财政上涨如此之快，导致从1984年开始，中央财政占总体财政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到了93年，中央收入只占全国收入的大约20%。于是，中央说话发达地区不大愿意听，而中央想支持不发达地区，手上没钱。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中央与地方进行了艰难谈判，在1994年推行了分税制改革，把不同税种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了划分，国税、地税分门立户。
第二年中央财政收入就从约20%上升到差不多60%。中央有足够的财力，确保了对于全国经济与社会的调控能力。
对沿海地方官员来说，这是个巨大的变化。
过去财税收入在自己的库里，现在得等中央下拨。而各级政府官员的晋升主要的是考核经济指标，经济发展需要各种投资来拉动。投资的决策权却随财税被中央收走了，这就刺激地方官员去寻找其他的财税收入来源。土地财政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分税制把营业税划归地方，建筑类企业就是缴纳营业税的，而建筑业对土地有大量需求，与土地增值相关的税收也都归地方，所以地方政府就开始鼓励建筑业的发展，这就是最初的土地财政。后来地方政府又发现，可以拍卖土地使用权，或者用土地作担保，进行融资贷款，来建设开发区，开发区把土地炒熟了，周边土地升值了，可以再进行新一轮的拍卖或者融资。很快这就变成了地方政府极为重要的资金来源。这个过程就刺激了中国城市化的大发展，大量开发区也建设起来了。土地财政在21世纪初初见成效。
如果没有工业经济带来税收，城市建设的巨额贷款，肯定是还不起的，最后土地财政的融资机制会崩溃，引发极为可怕的经济危机。最初在珠三角搞土地财政的时候，招商引来工业能力进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整个沿海地区成百上千个县都在搞土地财政，就不可能有足够多的企业来进驻。恰在此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西方国家的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出现了。各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刚好提供了大片已经开发好的、几乎空白的工业开发区。于是，与之配套外贸型的中低端制造业很快就大量转移到中国来。进驻开发区的制造类企业，对外承接上游企业的发包任务；在其下游，有一批与之配套地自发成长起来数量庞大的中小规模民营企业，极为专业化地生产各种配件，形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这些中小民营企业经营极其灵活，基于供应链的需求，获得一种爆炸性的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