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次超越时空的对话，相谈甚欢(2)

要说“好”，确乎是应有一个“尺度”和“标准”的。在《我读齐白石》的“跋语”中，韩羽先生对白石老人的“定位”是从他对中国绘画艺术史的理解开始的。他以自己“杂七杂八的印象”，把中国绘画史分为三期：远古时期“类似现下的装饰图案”的“纹样绘画期”；秦汉至宋元时期，“存形莫善于画”，“明劝戒，著升沉”，描摹客观物象，记录现实生活，“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到了明清时期是第三个阶段，绘画的教化功能转向欣赏功能，画家自我意识升阶入室，由“我描画别人”改换为“我描画我自己”，“聊写胸中逸气”。韩羽先生认为，“西方，也大率类此，只是说法不同，对第三个阶段，他们命曰‘现代派’，我们名曰‘文人画’。”关于中国绘画艺术史的分期，郑午昌所著《中国画学全史》（由黄宾虹作序、被余绍宋视为“实开画学通史之先河”，1929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分作“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文学化时期”。
其中“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如若合并，即是韩羽先生所谓的“教化功能”时期。而最早激赏、鼓励、提携白石老人的陈师曾所著的《中国绘画史》（1922年济南讲座记录，1925年济南翰墨缘美术院初版），其“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的分期与划代则与韩羽先生几乎完全一致。此外，陈师曾还有《文人画的价值》的专题文章，考究起来，韩羽先生关于文人画的体认与其观点近乎是同气相求的：“画中有我”意味着“人”的觉醒，意味着画家“自我”表达的强烈愿望：既求物象之形神兼备，更强调画家之“自我”与画中物象融为一体。我所举郑午昌与陈师曾的观点，确乎想说明，韩羽先生的艺术史观断不是他所言的全凭“杂七杂八的印象”。他的观念与郑午昌、陈师曾的不谋而合，恰可证明他的“尺度”与“坐标”的合理。正是在中国绘画史的坐标上，正是在对文人画价值的确认下，历时数百年间，真正地体现了“既求物象之形、神兼备，更强调画家之‘自我与画中物象融为一体’的完美作品”，韩羽认为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明末的人物画家陈洪绶，一个是现代花鸟画家齐白石。
如果说，“小引”中反映了韩羽先生数十年求索探秘白石老人伟大艺术的谦谦状态，那么，“跋语”中这几段一改韩公蕴藉文风的斩钉截铁，则可看作韩羽先生数十年求索之后对于白石老人发自真心的悟知与认定。我猜想，如若没有他悠长的文学创作实践，如果没有他丰厚而光彩照人的艺术成就，他的这一论断，会不会真被当作黄口小儿的“以莛撞钟”呢？艺术最见人心、真心、慧心，读罢“小引” “跋语”，走进《我读齐白石》中，让我们一起看看韩公是如何以积数十年之功炼就的四两拨千斤之“莛”来撞白石老人百年艺术之“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