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八年，北大地下室成了渣滓洞，北平学人如何自处？(13)

所谓家累，比周作人小七岁的郭沫若与他情况类似，都是留日，都娶了日本女人，都生了孩子。郭沫若抛妻弃子，回国抗战，还发表《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劝周作人，文章写道：日本人信仰知堂（周作人的号）的比较多，只要他南下，即使不发表什么言论，也是对日本军部一个有力打击。
周作人执意留下，并把自己的“苦雨斋”改名为“苦住庵”，好像是与北平民众同甘共苦。其实，北大南迁以后，周作人的经济来源有两个，一是给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翻译希腊神话；二是在司徒雷登主持的燕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与其他生活无着的教授比，周作人过得不错。1938年1月26日，国难当头，他写了两首打油诗，仍是喝茶、看报、吃猪头肉。
在传言频出时，张中行曾作为“粉丝”和学生，给周作人写过一封信，信里说“别人可，他决不可”。何以不可，张没有明说，心里想的是，那将是士林理想的破灭。对此，周没有回信。
周作人与日本人同台的照片刊登后，由老舍倡议、楼适夷起草、经郁达夫修改、十八人署名的《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苦劝他立即南下，或做文坛苏武，否则“一念之差，忠邪千载”。
周作人不仅没做苏武，“落水”期间，还穿着日伪军装检阅伪新民会青少年团，到南京出任伪国民政府委员，晋谒大汉奸头子汪精卫……可谓招摇过市，无所顾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作人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一个会接着一个会开，宴会吃了一顿又一顿。他在伪中央电台作广播演讲，题为《日美英战争的意义与青年的责任》。说的每一条都很丢脸，每一句话都可以作为罪证。
战后，他认罪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其实，他所说的“考虑”，不过是：“该职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晋一级加四百圆，至二千圆为止。”
不可否认，周作人的文章写得漂亮，至今仍有很多“粉丝”给他“洗地”，说在面临死亡威胁时，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说他与日本人合作，是受校长之托，保护北大校产。
最离谱的，是把周作人说成中共地下党员。的确，任督办期间，他曾多方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帮助李星华、李光华姐弟办“良民证”，协助他们从北平转移至延安，还曾营救过中共地下党员高炎，但这只是对朋友尽心而已。
事实上，在刺杀之前，出入八道湾的日本文人就已经络绎不绝，周作人也从不避嫌。他的日子一向过得讲究，什么都要精致，要吃好的，要喝好的，日本人则用温水煮青蛙的办法，让他无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