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八年，北大地下室成了渣滓洞，北平学人如何自处？(9)

1937年9月19日，旧历中秋。钱玄同日记记载：“‘△△’特令全市商店挂灯结彩以志庆祝。藉纪念东方文化之佳节也。”以△△来指代日本，是以“不书春秋”的隐晦方式进行抗议。
正如《觉醒年代》所演，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曾是狂飙激进的斗士。为此，在国统区，有些人不满于他的沉默，觉得他该说得更多、做得更多。其实，在刺刀之下，书生钱玄同能以不做、不说、不写来表示自己的抗争，已经很难了。
沦陷前主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沈兼士，不仅把日伪高官拒之门外，还与辅仁大学的英千里等教授，秘密组织“炎社”（后改为“华北文教协会”），协助流亡青年到后方参加抗日。
沈兼士的女儿曾著文回忆先父被特务监视的情况：
这些日本特务，有的剃光头，穿长袍，考入学校时用的是中国人的姓名，每人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只是后来才渐渐被人知道他们是日本人。毕业时，国文系毕业生宴请全系教师。这几个日本学生鱼贯地向教师们逐一敬酒，惟独不敬先父。先父回家说：“敌我分明，好得很。这也算是我们教书的一项成绩吧，至少教会他们先别敌我再论师生嘛！”
北大教授马裕藻因年迈和患高血压未能转徙内地，北大指定他和周作人、孟森、冯祖荀四位教授留守并照看校产，时称“北大留平四教授”。后周作人投敌，日寇数派周去请马裕藻出山，都吃了闭门羹。由于周作人屡来，最后马裕藻的幼子奉父命对周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
马裕藻的学生张中行说，老师坚信中国最终一定胜利，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每次去看他，他见面第一句话总是问：“听到什么好消息吗？”1945年4月，马裕藻含恨辞世，最后时刻还在病榻上念叨：“天快亮了，天快亮了……”
“留平四教授”中的另一位——孟森，因研究宣统元年测绘的《俄蒙交界图》被日本人盯上了。日军上门，《俄蒙交界图》也被掠去“收藏研究”，孟森气愤至极，英年早逝。
日伪遍访知名人士，为“东亚共荣”充场面。而知名人士则各出奇招，拒绝合作，如京剧界的程砚秋、齐如山，艺术界的齐白石、李苦禅等。
虽然躲开了日本人，但谁也躲不过经济这只无形的大手，北平经济的崩溃，将每一个人拖入了痛苦的泥潭。
为了维持生计，当初“为书而留”的陈垣，不得不忍痛变卖自己珍藏的几部大书。辅仁教授为糊口，则往往是在“晓市”卖掉自己心爱的图书，换得粮店配售的每天187克的混合面。
辅仁大学的校长、教授尚且如此，那些脱离于高校、无以谋生者，如北大教授缪金源，则全家每日只喝一顿粥，到了夫妇饿死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