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到底怎么说？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1993年，冷战结束不久，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讲述后冷战时期的暴力冲突，一经发表即引起各国政界与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极大争议。1996年，亨廷顿将自己对别人批评的辩解整理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发表，从而形成了亨氏文明冲突论的理论体系，这本书被翻译成39种语言，在全世界激起的反响一浪高过一浪。
后冷战时期一种新思维

亨廷顿自己对它的著作产生这么大影响的原因归纳为：“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
亨廷顿提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冷战期间，人们很容易把全球政治理解为包含了美国及其盟国、苏联及其盟国，以及在其中发生了大量冷战斗争的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这些集团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
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长期以来曾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亨廷顿的文明的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也提出了一个全世界许多人认为可能的论点，即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而其背后的推力来自于不同的文明，它们成为了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有冲突，就有冷战和热战的可能，亨廷顿所期望的是，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避免文明之间的紧张状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人认为美苏之间的核战争将不可避免，但至冷战结束，核战争也没有发生，这说明战争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必然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