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到底怎么说？(3)

造成这一发展中的冲突模式的原因，不在于诸如12世纪的基督教狂热和20世纪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这些暂时的现象，而在于这两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亨廷顿写道：“一方面，冲突是差异的产物，特别是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观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并结合了宗教和政治，而西方基督教则持有政教分离的观念。然而，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
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还持有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与其他文明普遍持有的轮转或静态观完全不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伊斯兰国家的整个趋势是反西方的。这部分是伊斯兰复兴运动所造成的。亨廷顿认为，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和优越性，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
我们是谁？

2001年在纽约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残酷实现了亨廷顿的预言，文明的冲突正在演化为人间的悲剧。而在“9·11”事件后，亨廷顿又撰写出版了《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这是他最后完成的两本书之一，针对美国的移民问题大发议论，同样引起一片争议。
在这本书中，亨廷顿将“文明冲突”的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美国国家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伊斯兰好斗分子”成为了美国现实中的头号敌人，这就是美国在21世纪初所处的国际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