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丨《海上凡花》与上海疫情中的基层妇女(5)

章羽分享了一个关于生计的故事。访谈对象W阿姨有两段婚姻，第一段在农村老家，婚后她靠着村里分给丈夫的地养儿育女，后因实在不堪丈夫的败家行径离婚。按照当时的政策，离婚后的她也失去了土地。为了孩子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再次创业成功时，被前夫再次拖累。为躲避前夫和这段往事，W阿姨来到了上海，嫁给了现任丈夫。他们的家是工人新村中常见的“一室户”，就是只有一间卧室，厨房和卫生间是几家邻居合用。家里的开销靠她做小买卖支撑，一开始这段婚姻还算和谐，然而因为早年积劳成疾，实在做不动的W阿姨选择了回家。当她没有收入之后，丈夫对她的态度从冷暴力升级到暴打，好几次她都被打到进了医院。章羽说当她听到W阿姨家暴经历后，曾提出要帮她找律师咨询、联系庇护所。我国有着极其健全的法律，但是在法律的落实过程中受到文化、性别、地域、阶层的多元因素的影响。
更复杂的现实问题是生计，她丈夫不可能搬出现在居住的房子，没有了经济来源的她无法负担搬出去之后的房租。回顾W阿姨的前半生，她顽强、独立、乐观，但却很少得到社会支持。当她遭遇暴打报警时，警察从家务事的角度劝她，当她勇敢地踏出迈向居委会的第一步之后，丈夫跑到居委会撒泼打滚。这些年丈夫每次对她施暴时，她都会趁着自己意识清醒时，努力地挪动到门口，打开连接公共空间的房门，向外呼喊。几十年的老邻居听到声音，会赶来谴责她的丈夫，从而让他停手。外人眼中逼仄的公共空间，成了W阿姨最可靠的庇护所。进入到阿姨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才切身感受到她们的生命历程和喜怒哀乐，以及她们当下的处境时，我们才能意识到自己此前站在自己的立场看待问题的局限性。
刘希认为不应仅仅把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过程中接触到的活生生的人作为研究对象、项目课题或是论证社会变迁的小小证据和注脚，在和他们互动的过程中会发现“主体间性”，它可能是很具体的，比如我们在读到阿姨们的故事时，会看到即使是困境中的妇女，她们的社会资源有时候很少，在疫情中受到的冲击比中产阶层更大，但她们仍然坚强、乐观，追求自由，充满希望，她们对国家的依赖或是对社区的回馈可能是中产阶层无法相比的，这对于我们也是一种启发，所谓的“主体间性”和“互助共情”都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
刘希分享了C阿姨母女的故事，C阿姨是重庆人，因为父母重男轻女，她为了反抗原生家庭，决定闪婚远嫁到上海，作为外来媳妇在工人新村的夫家有了落脚之处。她非常能干，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支柱，但是她想要逃离的父权家庭在这里重新复制了，她仍然要服从丈夫的决定。虽然夫妻关系不好，她还是决定不离婚，因为她觉得维持家庭的完整很重要，甚至在女儿和父母发生代际矛盾的时候，她也要求女儿服从父母的权威。女儿因为目睹了妈妈在父权家庭中的边缘位置，通过反思女性身份获得了自身的主体性。在母女间的亲密关系方面，尽管双方都想跟对方建立朋友关系，但是由于社会资源的匮乏没能达成共识，女儿希望能够进行平等的讨论，但母亲觉得自己没有相应的教育程度和女儿进行认知上的沟通，只要努力赚钱为女儿提供资源就可以了。这个故事当中可以看到地域、性别、阶层问题的交叉性，这不仅仅是个体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对于我们思考关于“家庭”的迷思、家庭内的权力关系和亲密关系以及家庭内的平等和民主应该如何实现都能带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