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文化产品还能以国家来界定吗：从日本导演执导《水浒传》想到的(11)

《文化融合：基于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文化批判》
[英] 埃里克·琼斯 著 王志标 译
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4
因此，考恩和琼斯提醒我们注意“文化融合”的价值。考恩用“贸易利得”（gains from trade）的视角看待跨文化交流。他认为，就像贸易能使国家在物质上更富裕一样，它也能使人们的文化生活更丰富，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选择。与此同时考恩也承认，全球化/文化融合与特定民族、地区或部落对身份认同的执着之间的张力或许永远都不会消失（这就是外国剧组拍摄中国主题电影总能引起中国人不快的原因）。然而他认为，这种张力——他称之为“多样性的悖论”——实际上也在为整个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做出贡献。当许多文化制作者和消费者认同文化产品的差异性价值时，“文化局外人身份能够促使他们不断生产出高度独特的创造品。”作为整体的全球市场依然能获得更多选择，比如你既能选择好莱坞商业大片，也能欣赏到小众的欧洲艺术院线电影。
无论乐意与否，我们已经生活在了一个“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时代。按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观点，世界主义的日常化是经济全球化最显著的、重塑个体主体性的副作用之一。文化产品的进出口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在城市中，外来文化也往往与本国文化并存。在信息、知识、观念和资本加快流动的当下，我们几乎已经不能用“国家”或“民族”去界定文化产品。事实上，从古自今文化融合的现象一直存在——变革的资源来自五湖四海，帮助一个群体不断创建和重塑文化。琼斯援引秘鲁作家略萨的观点认为，文化无需通过保护来保持活力和适应性，真正的认同源自个人创意，而非地理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