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国主义到安保一代：日本航空技术史勾勒出的现代彷徨(3)

“即使让我这样熟练的飞行员去自杀（袭击），日本也没有希望……如果是命令，我会去。但我不是为了天皇或日本帝国而死，是为了（保护）我挚爱的妻子……如果日本战败，她会被美国人掳走。”据大贯惠美子的描述，这段发言因为触及战时新闻管制而无法刊发。
还有学生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产生了牺牲自己来对抗美帝国主义，帮助日本“涅槃重生”的独白，这显然是被有限的现实选择歪曲过后的产物。22岁在特攻队任务中身亡的学生士兵佐佐木八郎（音译：Sasaki Hachiro）是家中长子，作为一名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佐佐木有着惊人的才能，可以读懂德语原著。在马克思著作的影响下，佐佐木认为战争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邪恶力量：“新时代的物质基础已经建成……如果旧资本主义的力量……可以被战败这一事实摧毁，那我们就能变灾难为幸运，如同凤凰涅槃。”大贯惠美子将佐佐木自愿加入特攻队的行为视为牺牲自我，换回日本新生的逻辑结果。但我们不难发现这一逻辑中的扭曲之处，战败被有意识地转换为一件幸事，因此不再是痛苦的、不可参与的。月尾石选择加入特攻队而不是守卫在妻子身边，佐佐木选择加入特攻队而不是留下来建设涅槃重生后的日本，尽管他们都没有为帝国效忠的意愿，但其意志却依旧在顽强地抵制日本战败。
扭曲人的理性，使其被情感蒙蔽，甘愿赴死，这大概就是军国民族主义的惊人力量之所在。这股力量攀附在象征着天皇命令的樱花战机上，让特攻队员的命运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与钢铁机械融为一体，嗡鸣的引擎成为这些士兵身边最后的伙伴。他们不仅留下了爆炸产生的烈火与灼热，更化身为一道贯穿历史的悲剧景观。
从各种角度来看，神风特攻队都是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一种悲剧结局。帝国扩张、竞逐的精神畸变，与现代科技发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没有军工技术，就不会有帝国延伸触角的物质基础；没有帝国宪法和民族主义政治，就没有自上而下的狂热技术投入。
战后被重新派遣的日本技术人员从战争带来的本土灾难中直观地感受到了科技伦理的重要性，由此奠定了战后科技的和平民用基础。从流行文化中，我们也可以窥见类似的技术两面性反思，抛开核怪兽哥斯拉不谈，还有航空技术的历史角色转变。在动漫《甘粕与玛索丹》中，战斗机被重新想象为科技与动物始祖恐龙的结合。驾驶战斗机的飞行员（全部是年轻女性）必须拥有纯洁的心灵才会被恐龙接受，如若产生嗜杀、争斗和偏爱的情绪，恐龙就会呕吐或拉肚子，将飞行员排出体外。由此，战斗机被视为自然、人心与科技的调和，其最终的用途是帮助人类克服自然灾害，而非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征用自然。当然，这一想象掩盖了技术的灾厄面，就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在日本长达百年的航空技术史中，战争与和平的切换总是让人措手不及，这恰恰印证了日本导演押井守在《机动警察》中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