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政协委员，全国颜体书法研究会会长李凤刚：颜体书法精神的千年影响(13)

这同“书以载道”、“书以明道”直抒情感的颜体精神，本质是一致的。心学则是把颜体书学扩大到了更广泛的领域。
文人的基本属性具有前瞻性。颜真卿在“安史之乱”中挺身而出，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如果说警惕安禄山的反叛之心，只是对一个人的防范，那么通过对国家藩镇割据、土地兼并、宦官专权等封建王朝这些带有劣根性危害的警惕，则是颜真卿对整个国家隐患的思虑。到了宋代尽管重文抑武，客观上起到了防范藩镇谋反的作用，但边关的武备废弛，又为夷族侵扰提供了可乘之机。明代土地兼并使大量无产者变为流民，又增加了局部动乱的风险。有责任的文人士大夫，在为消除内忧发挥治国作用的同时，一直紧绷着抵御外患，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统一的卫国之弦，无疑是报国思想在“防患于未然”中的必要储备。有了颜真卿“文人用兵”之举，接下来，诸如韩愈、范仲淹、文天祥，以及王阳明“文修武备”、“文治武功”的信念得以强化，一旦国家遇到危机即挺身而出，大显身手，施展用兵才能，尽在情理之中。
颜体书法与文治武功之关联，在于书者的理念品格取向和才能。
四、颜体书法与廉政文化
廉政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源远流长，颜真卿一生廉洁从政的思想行为及颜体书法通过艺术形式，对廉洁价值观的凝练传扬，极大丰富拓展了廉政文化的实践内容和方式。
颜真卿所传碑帖中《乞米帖》、《鹿脯帖》、《与蔡明远帖》，被称为最能体现廉政文化价值的悲壮三帖。《乞米帖》是颜真卿五十三岁在刑部尚书任上所书。唐宋时期官员的待遇规定是，京官俸禄薄于外官，其原因让人咂舌，就是京官灰色收入多。对颜真卿来讲，利用朝堂权位索取钱财轻而易举，他却不愿与那些贪腐官员同流合污。加之家庭成员多，开支大，为节省粮食一度全家人靠吃粥充饥，“举家食粥以数月，今日馨竭”。无奈只好向同事李太保求告，“惠及少米，实济艰勤”。《鹿脯帖》是五十七岁时写给御史大夫李光进的信札，帖中称“病妻服药，要少鹿肉干脯，有新好者，望惠少许”，当时颜夫人韦氏正在病中，需借鹿肉佐药。从续写的《后鹿脯帖》看，借药引子还不止一两次。《与蔡明远帖》是颜真卿五十一岁时写给同僚好友蔡明远的一封感谢信，叙述的是颜真卿罢职湖州刺史，受召入朝，当时全家逗留金陵，遭遇饮食匮乏，“阖家百口，几至糊口”，蔡明远闻讯从不远千里夏镇，昼夜兼程“冒涉江湖，连舸而来”，以济颜真卿举家之困。
一介高官，数度生活窘迫，依然不改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的初心。进而将这一高尚的廉政思想行为同书法艺术有机结合，打造成一本天衣无缝的廉政文化及民本思想教科书，千年来，铭心刻骨般的教化影响了一朝又一朝、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