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简史：人类最根本的经济问题不是稀缺，而是餍足(6)

对苏兹曼来说，他认为凯恩斯关于未来工作市场的见解是机缘巧合。当凯恩斯“第一次描述他的经济乌托邦时”，苏兹曼指出，对采集者社会的学习只是在新兴社会人类学学科中的冰山一角。直到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去世后的20年，我们才开始了解到，在我们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作为狩猎采集者，实际上每周工作时长仅约15小时。凯恩斯对后稀缺性未来的愿景，更像是对稀缺前历史的复苏。人类的“最根本经济问题”根本不是稀缺，而是餍足。
苏兹曼2017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不富余的富裕》（Affluence Without Abundance）提出了一个令我们深思的问题。一旦日常工作不再是证明我们身份的核心，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狩猎采集者祖先那里学到什么？
而续集《工作》一书主要关注的是一个相反的问题。尽管我们的本能告诉我们没必要那么努力去工作，但为什么我们仍然要牢牢抓住自己的工作身份？在凯恩斯自己假设的孙子们（因为他没有直系后裔）长大、变老、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很久，我们还在继续长时间工作，消费越来越多，我们对生物圈带来的威胁也越来越大。苏兹曼写道：“人类，‘显然’还没有准备好申请其集体养老金。”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用不断增加的收入来换取更多的自由时间？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中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答案，他在1958年对战后美国经济进行了研究。研究中，他提出，凯恩斯低估了我们可以被操纵从而把相对欲求视为绝对需求的程度。这样的转变主要是通过广告，像戴比尔斯这样的公司在我们身上创造了我们以前没有的欲望，然后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想要满足这些欲望，我们必须购买他们的产品。由于我们购买像钻石这样的贵重物品主要是为了保持或提高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用当时流行的说法是“跟上琼斯家的步伐[keep up with the Joneses]”），但一旦有太多的人获得这些物品，它们就会失去神秘感。然后，新的、更难获得的宝石必定会取代已经失去光泽的旧宝石。
对于加尔布雷思来说，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写作中提出，我们选择这种非理性的、无限的生产政策的原因很清楚：重点其实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无论如何，大多数需求都是制造出来的），而是为了保持工人就业和工资增长。换句话来说，扩大生产服务可以分散人们对经济再分配这一棘手问题的注意力。只要每个人的收入都在增长，我们就不会太担心谁比谁拥有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