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全本(2)

圆顶金花灿，方袍紫焰飞，塑来的罗汉容仪。此一行半为于民，半为报国。十万里程难到，百千祥苦难及。则怕你闹市里多辛苦，来俺深山中躲是非。第十八出的采药仙人显然是一位隐居深山的道士形象，他的上场诗和对“酒、色、财、气”四者的咏叹也是传统的道家口吻。
这种转化的表现之二，是思想上出现非宗教化或泛宗教化的特征。杂剧《西游记》把前代取经作品宣传的佛教教义衍生为把宗教问题人生化、社会化、自我化，成为人自身的一种精神需求，对生活中物质欲望追求的一种精神寄托。宗教追求演变成一种具有社会世俗功利性的行为，而不是沉溺于忘记自我，疯狂献身的宗教迷狂。这一点可以以唐僧西行目的改变来分析。关于玄奘取经的由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取经乃玄奘的个人志向，目的是求解佛理。并且是因为再三的表奏，有诏不许，这才冒死闯关。杂剧对此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剧中借观音之口说取经缘起，是佛欲传经于东土，乃令毗卢伽佛转世，并由虞世南转奏天子，加封玄奘取经；玄奘取经的目的则是为报答佛恩，荣显父母，报皇恩，国泰民安，旨在突出其“忠”而不违法纪。对此，剧中有多次表白，如第五出唐僧云：
奏敕西行别九天，袈裟犹带御炉烟。祗园请得金经至，方报皇恩万万千。……小僧性命，也是佛天相保，今日报了父仇，荣显了父母，报答了祖师，我舍了性命，务要西天取得经来，平生愿足。西游性质由访学变为求“法轮回转，皇图永固”；由哲学宗教目的演化为世俗和社会的入世目的；由私出变为天朝圣使。忠君爱国，君父观念，实际已凌驾于成佛作祖、进入天国之上。
表现之三是，杂剧《西游记》一改过去取经作品崇佛佞佛的态度，大胆地将神佛的形象世俗化。崇高神秘的神佛被处理成三分像神，七分像人，变成了人格化的神；甚至神圣的佛教经典也变成调侃讽刺的对象。玄奘的出身本是世家子弟，但是前代取经故事已经把他大加神化。而杂剧则一只手把他抬高成神佛转世，另一只手把他贬低为凡夫俗子，使他的精神境界由一位坚毅智慧的求学僧变为肉眼凡胎、人妖不分的迂腐书生。唐僧来历的日趋神异化与精神境界的日趋世俗化是一个有趣的二律背反，客观效果是嘲讽佛不如人。第六出甚至借胖姑之口大开“圣僧”的玩笑，把这位转世的毗卢伽佛形容成“大檑椎”、“瓠子头”、“葫芦对”，“恰便似不敢道的东西，枉惹得傍人笑耻。”令人有佛头着粪之感。孙行者形象的变化意义更大，杨景贤对孙行者形象的改造是取经故事神话化的主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