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全本(4)

首先是对娱乐效果的刻意追求。戏剧一直是城市居民的重要消费之一，戏剧作家和演员也自觉地把顾客视为“上帝”，这就必然造成戏剧对娱乐效果的追求，甚至容易流于庸俗。今本《西游记》虽然是宫廷演出本，但它很可能是杨景贤在民间流传取经戏的基础上加工连缀而创作的，加以他“好戏噱”性格的影响，所以具有鲜明的娱乐特色。即使随意浏览一遍，也会明显地被全剧自始至终洋溢着的那种娱乐气氛所吸引。小到曲词、对白，大到场面结构安排，甚至人物形象塑造，无不着意突出喜剧色彩，以增强娱乐性。例如第一出《之官逢盗》，叙玄奘父母被盗贼刘洪所害，本是一段非常凝重的悲剧，但刘洪一上场便说：“自家姓刘名洪，专在江上打劫为活。我虽然如此，不曾做歹勾当。”接着让这个恶迹斑斑的贼人每说一桩罪行，便加一句“不做歹勾当”，从而形成强烈的讽刺效果。剧中这类调笑戏谑之词几乎俯着可拾。
至于孙悟空的形象，更是把他写成一位“搞笑”能手，连一本正经的唐僧和沙和尚，也竭力挖掘他们性格中的喜剧因素。
剧中有些场次看来似乎与取经主线有些游离，因而被人诟病为“结构松散”。其实，如果从娱乐性角度看，它们就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追求强烈喜剧效果的有机组成部分了。最典型的例子是第十二出《胖姑演说》，写一个乡下姑娘去看官员们欢送唐僧西行的热闹场面，通过她的嘴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插科打诨，讽刺调侃，趣味横生。看似与全剧关系不大，但却有力地烘托了唐僧西行受到的重视和欢送场面的隆重热烈，加强了全剧的娱乐效果。如果删去此出，则令人索然无味。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真正的喜剧作品出现，是把喜剧人物的性格刻画放在第一位的，而不是斤斤计较情节结构的紧凑与否、匀称如何。这出戏的安排以突出胖姑喜剧性格为主，以达到剧场娱乐效果为目的，让人物性格和观众欣赏需要去支配、延宕剧情的发展，并无多少过错。相反，这倒是对我国传统叙事手法的一大突破。
注重娱乐的作品最关心的是如何带给观众更多的愉悦，而不再倾力于“意义”。其主题是明显地淡化了，它们常常随机性地关注不同的目标，其“思想意义”显得零星而分散；它们更关心普通百姓身边的生活，并努力使他们获得快乐，而常常忽略官方的意志和说教。如果我们用传统标准去评价杂剧《西游记》，当然会找出它的许多不足；如果我们从娱乐的角度去欣赏，就会发现它的许多妙处。
杂剧《西游记》注重娱乐性的特点，对此后的取经题材作品影响很大。以小说《西游记》来说，胡适早在1923年《“西游记”考证》中就提出其主旨是“玩世主义”。鲁迅也认为小说“实不过出于作者游戏”。（2）他们都是强烈感受到小说的娱乐特色，才作出如此判断的。而小说的娱乐特色主要是由杂剧奠定的，杂剧之前的取经作品都很少有娱乐色彩。可以说杂剧《西游记》是借玩世主义的艺术手段，曲折地揭示社会的真实，是玩世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我们强调杂剧《西游记》的娱乐特色，并不是说它就没有思想倾向，相反，在调侃幽默之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它对宗教色彩的有意淡化；对世俗社会特别是市井细民生活和思想的曲折反映；对理学的嘲讽批判；以及对顽强、勇敢、机智斗争精神的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