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中的宋仁宗：四十二年如梦过(5)

手握这名臣猛将，宋仁宗却打了把破破烂烂的牌。
针对“三冗”问题，宋仁宗推出庆历新政，原本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政绩，可新政仅持续一年四个月，就被皇帝叫停，半路夭折。反对派不过是在皇帝耳边吹了吹风，宋仁宗就轻易把范仲淹等改革派全部外放贬谪。
行至半山不停步，船到中流当奋楫。作为承上启下的时代，仁宗朝推行庆历新政，原本是抑制甚至解决“三冗”问题的最佳时机。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的条件下不改，一拖又是四十年。留给后世的，就只能是改也亡、不改也亡的悲剧了。
有人说，仁宗朝是中国古代最好的四十年，人口、土地、财政、国民生产总值刷新了历史纪录，即便“开元盛世”“康雍乾盛世”也纷纷被秒杀。且不说那些数字科学性如何，在华丽的报表背后，有许多问题都被选择性忽视了。

冗官问题没有解决，官员越来越多，朝廷每年要拿更多的薪水来发俸禄。冗兵问题没解决，宋太祖时禁军人数只有不到二十万，仁宗时代飙升到八十万，而且完全没有战斗能力。冗费问题也没有解决，苛捐杂税越来越多，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甚至发展到“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的局面。
百业兴旺了，家底厚实了，老百姓税负越发沉重，国库里依旧没剩下几个闲钱。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盛治”怕是难言幸福。
并非苛求古人。只要宋仁宗愿意，完全有条件把国家带向更好。
执政四十多年，内外总体平稳，人才不可谓不盛，军兵多于前代却仅能守土，财赋倍于过往仍入不敷出。前不能效文景之治，给后人留下一个足兵足食的丰盈府库；后不能如洪武永乐，给周边诸国留下足够大的心理阴影。
在遏制西夏的重大决策上，宋仁宗更是乏善可陈。正如苏洵当时以《六国论》劝谏的那样，“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