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亿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背后，透析者如何活着，一场生命保卫战(13)

2019年4月，孙河社区慢性肾脏病门诊开诊。吕玉洁在数据库里发现一位居民李红（化名）2016年到2018年连续三年蛋白尿，并且蛋白尿加号逐年递增。她打电话给李红，约她来门诊复查。李红说：“我知道有蛋白尿，但没啥感觉，现在在家哄孙子，忙着呢，没时间，周三可能去不了。”在对方挂断电话前，吕玉洁还是坚持：“您最好来查查。”周三下午李红出现了。她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诊断为慢性肾功能不全，后期一直在孙河进行随访管理，李红好几次对大夫们说：亏了社区的大夫给她打电话，想想都后怕，不然可真就是要命了。
受伤的情感
张凌觉得肾脏病医生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她带着孙河的大夫在网络平台上做直播搞科普，最开始只打算讲透析知识，后来觉得应该把慢性肾脏病的知识都讲起来。现在她觉得还做得不够。中国慢性肾脏病患者以及透析患者逐年大幅增加，和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肾脏病的风险因素包括糖尿病、肥胖、长期接触肾毒性药物（例如非甾体抗炎药、抗生素，受污染的草药和植物性食品等）、高血压等等，都和日常饮食生活相关。张凌常常请美国恺撒医疗肾内科的罗大伟教授到各地讲学。一次，在高铁上，罗大伟问她：“坐高铁的应该都是收入教育水平不错的人，为什么大家还常常在吃方便面、香肠这样的高盐食品？”张凌心头一震，觉得向普通人普及肾病知识也是迫在眉睫的工作。
可是，医生不是神，无法拯救一切。
我和躺在透析床上的老赵聊天，问他这阵子为什么睡不着。一开始，他说是新冠隔离在家闲的。后来他和我说起这些年看病的经历。他是内蒙古人，16岁就到北京打工。他记得很清楚，2007年7月12日，他第一次透析。在那以前，他“走过了肾病患者能走的一切弯路”。最后一程是在某家医院。那时候，他肌酐400多，还没到透析的标准。一个70多岁的老大夫告诉老赵他们有种中药，100多种肾病里有一半都能治。一次最少开半年药，3万块钱。10厘米高的大药瓶，200多瓶，老赵用两个大提包扛回了家。吃完两个月，老赵恶心呕吐得不行。他跑到另一家医院检查：肌酐2000。说起这段经历，老赵历历在目：“这个医院还在，××广播，××医院，专治肾病。你去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