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亿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背后，透析者如何活着，一场生命保卫战(14)

2007年，老赵35岁。最大的孩子14岁，第二个孩子9岁，第三个孩子4岁。父亲给一个农业科技园看大门，一个月300块钱。母亲和妻子都在家，没有收入。老家还有一块薄田，一年产出不到1000块钱。一大家子都靠他和弟弟卖空调、搞维修、搞安装。老赵一面透析，一面工作，百来斤的货物，一天也能扛十个八个。早些年，做空调生意的人不多，兄弟两人干得不错。最近两三年，生意越来越难做，收入已经减少到过去的1/3。
得病这些年，还有一些东西让老赵感慨。他觉得自己在家里的地位下降了。从前，孩子出门老给他打电话：“爸爸你想吃点啥？”现在孩子大了，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大家子的重心都转了向。“一天也听不着电话响。”这些话他不和孩子说，因为这也是“人之常情”。更让他过不去的是社会歧视。夏天的时候，刚透析完，胳膊上绑着绷带，一上公交车，“好几个人离我远远的”。去亲戚朋友家吃饭，人家会把孩子们打发掉，避免和他接触。一开始，他都理性地说服自己，“人家也不知道你这个病会不会传染，可以理解”。可是这么多年下来，被歧视的感觉越来越严重，理性已经无法说服受伤的情感。
“长期以来的这些东西叠加起来折磨你，尤其在睡不着觉的时候。”老赵说。有时候他遇到新病人，看他们焦虑生命还有几何，如何能活得更久，就调侃他们：“你们这是刚透析才有这焦虑，过几年，你想死的心比想活的心都多。”“我们这种病人，病久了就是个社会问题。”这话他也和张凌说过，“还没等病杀死我，经济防线、心理防线随时可能崩塌，要我的命。”在找吕玉洁之前，老赵每天晚上吃6～8颗安眠药，他找了好几个人帮他四处开药。有一天晚上，他看着药瓶里的80颗药丸，突然想要一口气把它们全吃了。
在从孙河回来的路上，我和张凌聊了聊老赵。她说，老赵早就应该做甲旁亢手术了，焦虑也是严重甲旁亢的一个临床表现。她计划想办法筹些钱帮他把手术费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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