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文化、反觉醒运动和西方身份政治危机——从JK罗琳说起(2)

罗琳正是签署人之一。这封信虽然肯定了美国近年来关于种族和社会正义的抗争，但批评因某些言论就被开除、被解雇、被调查的“取消文化”，认为这是过度的政治正确，进而侵害了言论自由。
“罗琳取消事件”并非偶然，它承接了西方身份政治长期蓄积已久的矛盾冲突，成为继种族问题之后，“性别”这一身份政治的矛盾的集中爆发。如果说罗琳带来的争论是性别文化战争中的一个战役，那么“取消文化”、“觉醒主义”和许多话语，仍是文化战场的“武器”。而这些话语在溢出西方政治语境、来到中文世界后，存在大量的语义损失。围绕罗琳的争论，颇具代表性地折射出西方政治思潮中进步主义观念和保守派的冲突。本文退后一步，暂且放下其中关于性别身份的本质与建构之争等话题，而是把讨论重点倾向“取消主义”和“觉醒”等话语的历史和产生机制、介绍它们所经历的“定义斗争”、道德反转以及语义武器化的党派之争和政治背景。或许，这场发生在英语世界的文化战争和相关讨论也可以使我们受益。
话语的武器化——取消文化、觉醒（woke）与反觉醒运动
在讨论罗琳如何被取消，和“觉醒”到底有什么关系之前，有必要尝试解释一下“取消”和“觉醒”等政治短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些中文自媒体甚至把它们当做同义词——它们虽然共享相同的地缘、历史背景和政治语境，经常同时出现，但具体的含义并不相同。另一些中文文章介绍了基本定义、选择性地筛选出具有倾向性的案例，并且给出了具有立场性的判断，但是并未介绍政治话语形成的历史过程，而这对我们理解围绕这些词汇展开的政治分歧尤为重要。
大致上，“取消文化”是指人的行为或言论违反了一些社会规范，令人反感，于是受到公众的强烈反对。除了社会声望受损，被攻击者往往还会失去工作等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或受到处分等不同形式的惩罚。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取消文化”与中文的“因言获罪”的含义和语境大有不同。中文“因言获罪”往往意味着因向权威谏言、说出真相而受惩罚。而西方的“取消文化”，本来指大众通过社交媒体对名人、明星等不合时宜的话语进行反抗，起初是一种抵抗的态度。根据上下语境，它时而是一句表达不满的玩笑，时而是强烈抵制的态度，也可以是“脱粉”。不管怎样，“取消”在流行文化中种下了“集体抵制行为过分的名人”的种子。
谈论“取消文化”也无法忽略“觉醒”（woke）和“指控文化”（Call-out Culture，也有译作“点名文化”）。因为“取消”一个人，首先要在意识层面（awareness）识别特定的价值规范，意识到某些行为或言论有问题，并且指出其错误之处。现实中，除了罗琳，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比尔·考斯比（Bill Cosby）等名人因为性侵的指控，也成为“取消”的对象。此后，“取消文化”这种独有的抵制模式，也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在概念上演变成一种舆论压制，并且因此引发更多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