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文化、反觉醒运动和西方身份政治危机——从JK罗琳说起(5)

脱离党派框架、身份政治和文化战争的背景，我们就无法真正看到“觉醒”与“反觉醒”之间的矛盾。粗略地说，西方语境下的左派阵营把“觉醒”当做政治进步的标志，而右派则把它当做攻击左派的靶心。近期，尽管自由派人士也作出大量反思和批评，但攻击取消文化和“觉醒”最多的则必然是保守派人士。在美国，根据NBC新闻于5月的统计，共和党的演讲、推文和声明中，“觉醒”一词的频率在2021年上半年显著地增加。在2020年8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上也反复强调“取消文化”是民主党“极左的错误”。这与美国右翼反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禁止学校教授关于社会正义和其他“分裂性话题”的举措一脉相承。虽然建制保守派和另类右翼（Alt-right）内也存在大量分歧，但对于保守派而言，进步思潮关于种族、堕胎、枪支管制、同性婚姻、移民和难民等议题的态度，打破了美国社会道德的基础——基督教传统价值观。
于是“觉醒”几乎成为保守派人士所反对的一切的代名词。反觉醒运动以不同的形式，被不同的共和党议员提起，成为其传递政治信息最前沿的概念，几乎发展成后特朗普时代保守组织的纲领性理念。
对“觉醒”和取消文化的攻击也来自对进步主义的道德恐慌，这种情绪远早于这些词汇的流行。20世纪六十年代后，伴随美国人口结构的改变、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变化，身份政治的诉求与民权运动等政治变化相呼应，进步主义观念逐步成为西方学界和政界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尤其是美国奥巴马任期内，一系列浓厚的带有进步色彩的自由主义公共政策否定了保守主义的许多理念。由于进步观念的发展不均，一部分人迅速接受权利主体从“白人男性”向女性、少数族裔等扩散，权利内涵由政治自由向着社会经济权利、福利主义、环境权利等方向深化。而另一部分人则对这一系列变化感到难受。2016年，特朗普高举“反政治正确”的大旗，就是利用了白人等传统优势群体这种“被围困的心态”。政治学者英格利哈特（Ronald F. Inglehart）分析英国脱欧与西方兴起的民粹潮流时也指出，“这些人在自己的国家感到自己已经沦为主流价值的陌生人，他们无法共享进步主义的潮流，曾经的主导权力和优越地位日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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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保守派曾经以最小政府的经济自由政策、以国家安全为重点的外交政策和保守的道德文化倾向为特点。然而，移民大潮、高失业率和恐怖主义等问题让保守派极为不满，共和党建制派又在近年来逐步丧失了文化领导权，让自由派在媒体、学界等文化领域占据了主动。于是更近的一段时间内，共和党也明显出现了向文化领域争夺话语权的转向。纽约杂志评论员Ed Kilgore在评论文章中称，共和党“下场”打文化战争的原因很简单，“文化战争的吸引力比钱包（经济政策）更大，文化战争的威胁比海外遥远的敌人更直接。”于是，共和党保守派的反击战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