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癌后，我接受听障儿子是个普通人(3)

当然，这些事，我都是瞒着儿子，悄悄进行的。

我还能记起十多年前，孩子被确诊为重度耳聋的日子。
2003年，儿子约两岁半时，一天，我们在家里招待客人。电话铃声大作，众人下意识看向电话，喧哗声中，一位客人无意中发现，云翔对电话铃无动于衷，仍自顾玩耍。那位客人回家后，又打来电话提醒我，怀疑孩子听力有些问题，建议我尽快带孩子去医院。
儿子出生时，公立医院还未开始推广新生儿听力筛查（2010年前后开始）。成长到2岁，儿子一直不会开口说话，我也从未往听力上去想，亲友们则拿“贵人语迟”安抚我。且云翔小小年纪，很会察言观色，家里有人想出门，总能及时察觉，提前把他的鞋放在门口。
几天后，母亲陪我去医院。儿子的检查结果显示：神经性双耳全聋。大夫直接告诉我：不可逆。
我追问大夫，全聋是什么概念？
“你在他耳边放炮。他也只能听到很微小的声音，不会躲开。”
我彻底绝望。结束了睡眠状态测试听力的儿子还在沉睡，我抱着他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哭。突闻噩耗，我惶然失措。冲动之下，我甚至冲动奔向医院外的大马路。还是母亲从身后追上我，厉声阻拦我：“你愿意死你去死吧。把孩子给我。”
当时，我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在父母的庇佑下，我一路平顺地长大，读大学、工作、结婚生子……儿子确诊全聋，我的人生中从未遭遇这种打击。而我的父母经历过饥饿、灾荒，被关过牛棚、被批斗……在厄运面前，他们比我平和。云翔后来的康复之路也少不了外公外婆的付出。
2000年前后，国内关于重度耳聋孩子的康复发展并不如现在。那时，助听器、人工耳蜗昂贵，许多孩子得不到好的康复治疗，最终只能读聋哑学校。
为让孩子有更好的康复条件，我和丈夫决定搬去北京。2003年9月，老公申请了调去北京的总公司工作。我暂时离职，成为全职妈妈，带着儿子来到中国聋儿康复中心。当时植入人工耳蜗，孩子脑袋上需要戴着些怪异的仪器，我们不愿云翔在人群中更显“特殊”，先给云翔配了最昂贵的助听器，之后，他能捕捉到1米之内的声音了。世界对他不再是寂静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