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家黄翔鹏和他的学术人生(13)

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光会在某一个时代集中地体现某些人身上，历史的使命是迫切的现实赋予的。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古今之变，带来了诸如全盘西化、保守国粹、民族性、世界化一大堆说来宏观又十分具体、亟待解决又需深思熟虑的课题。那伴随着效凤凰之鸣而造律的美丽传说一起诞生的古老的乐律学，也期待着“天公重抖擞”。于是，王光祈、杨荫浏，从不同的道路，殊途同归，走到了中国音乐学领域的前沿。他们放眼世界却立足本国，高屋建瓴又脚踏实地，以其博学、睿智、勤勉，构成了他们一生或求理于异域，或造访于民间、梳理典籍、建树史章、变迷径为通途、变绝学为显学，连续不断的光辉记录。他们完成了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也留下了未竟的事业。

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个人素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的一个学术领域的历史发展进程。黄翔鹏先生是那种极少数的、具有可以站在历史高度去概括和把握事物关键能力的学者，也是那种以其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在研究基础性学科时，能够从异文化的相同发展阶段、相似现象中判断异同、观照自己民族文化的特性并做出合理解释的学者。他涉足的领域几乎都是乐律学史、音乐史、传统音乐中最艰难，乃至在“齿于贱工之学”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史书无征的课题，知难而弥进，因难而愈奋，成为他性格中给人印象最深的特征。如同他研究最多也是他最敬仰的明代律学大师朱载堉的品格一样，他也是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承担的历史责任并且不惜生命不负使命的学者。于是，他接过了杨先生传到他手中的“燃犀”。
穷古今之变，探求中国传统音乐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他毕生孜孜不倦为之奋斗的目标。他打破门户之见，熔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乐律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于一炉，以“传统是一条河流”为命题，从“器、谱、律、调”四域入手，治考古，明确“身入古墓、心在人间”；辨古史，提倡“神游往古、心追方来”；探乐律，务求“言必有物、虚实并务”；更兼他性格构成中的“科学家的冷静头脑与艺术家的入世激情”，使其一文即出，海内皆瞩，识故超群，语亦可味，常读常新。1990年10月，为表彰他历年间对朱载堉所作的有助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的著述，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1996年2月他成为第一个获得日本“小泉文夫音乐奖”的中国学者。他为自己赢得了国内和国际音乐界中德高望重、学术成果等不可替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