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家黄翔鹏和他的学术人生(11)

但他还是亲自动手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抄写在五线谱本上。他解释说：许多谱例只有自己抄一遍、唱一遍，甚至自己记一遍，才能更好地认识、体味内涵，这道工序省不得！每首谱例的前面，都抄有该谱例涉及的音级以及形成的音阶结构，谱页间加着他大量的批注，以及该曲牌涉及的古代文献，可见他都一首一首仔细分析过。翻检这些凝结他的思索、时常也可体味到上面洋溢着发现并解决问题时欣喜的注释，不禁令我们回忆他读曲时常有的激动和欢颜。
1951年他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时，写过一首交响作品，但他的创作生涯，因工作性质的变化，刚刚“登堂”，就被迫“入室”了。可是这一创作情结，一直潜藏他的心底。他一直渴望能与一位作曲家合作，把自己研究的传统音乐的宫调理论与框架，结合一套谱例，按照以宫调排列的习惯，提供给一位作曲家，如同巴赫写作《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将24个大小调一调一首那样，写出中国的一百八十调曲集，以为范本。他编辑《一百八十调谱例集》的初衷正在于此。他高度评价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及立足于此的创作，他不无遗憾自己不能一身而兼双任。他说：中国传统音乐不同于匈牙利，我们的历史文献和存见的活的音乐浩如烟海，穷毕生之力只能在一方面作个铺路人，他热切地渴望着中国年轻的作曲家像巴托克那样认真研究传统，因为中国的宫调体系是一个尚未开垦的、大有可为的领域。
他强调，自己的所有研究就是让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他青年时代那种激情的锋芒，难以在音乐创作的天地中躬身自践，而在长期的理论思维的隐忍中，转化为对来者的希冀。正所谓“但开风气不为师，暗把金针度与人”。

黄翔鹏晚年
八、他在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研究三方面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建设做出承前启后的贡献，他的治所方针具有学术的历史衔接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我国正进入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转型期。此时的中国音乐研究所，也同样面临着如何适应新的历史变革、继续发展的当口。经全所同仁的一致推荐和文化部、院领导的批准，他于1985年3月受命出任中国音乐研究所第三任所长。在大家的热情支持下，他锐意改革，起用了一大批刚刚毕业的中年硕士担任各研究职能部门的领导，明确提出“开门办所”“以资料工作为中心”的建所方针，先后创办了《中国音乐学》《中国音乐年鉴》《音乐学术信息》三种刊物，并亲自出任《年鉴》第一任主编。通过“三刊”，中国音乐研究所不仅扩大了同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联系，也使大量的、带着新时期学术风格的研究成果不断面世，使中国音乐研究所步入崭新的发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