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家黄翔鹏和他的学术人生(3)

”他解释说：古人认为，执“灵犀”者便可上抵天宫，下入幽冥；而人们真的手执犀角、上下求索，达天庭、入冥府，上穷碧落、下及黄泉，接近真理了，却不禁为风哮雷击、鱼惊龙吟而后怕。任何盗火者都要像触犯天规的普罗米修斯一样经受长期磨难。他将此词刊印在他第二本论文集的内封上，并把书有“燃犀”一词的字幅摆在书房中，以壮心志。

黄翔鹏（右）、王湘（左）
1978年在湖北省随州对曾侯乙墓编钟进行测音
二、他的有关曾侯乙编钟的一系列著述，使音乐考古学成为音乐史研究领域中最富实绩的学科，也使它在音乐学领域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学术分量，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影响。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总结王国维的学术特点：“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异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一总结，实际上概括了20世纪以来各个学科的学术中坚人物具有的共同的治学方法和特点。毋庸讳言，在20世纪刚刚发展起来的、年轻的中国音乐学的研究领域中，有意识自觉地如此治学并且具备这种知识结构能够如此治学的学者并不多。这既需要系统地学习西方音乐的技术理论，又要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的技术理论，对国学的诸门知识如小学、训诂、音韵、校勘等必有深涉，才能在遇到考古发掘提供出一大批对音乐史研究具有特殊意义的材料时，施展才干，从中阐发出令音乐史学门庭焕然的巨大潜能。他的《曾侯乙钟磬铭文乐学体系初探》一文，之所以能够成为有关曾侯乙钟磬铭文乐律学研究中的一份出色成果，恰恰是因为他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提供给他充分的素养，并将王国维采用的这些非同传统经学的治学方法融于其中。
擅其所专，挥其所长，察人所未察，发人所未发，全面地解释了钟磬铭文的乐律学含义。
如同敦煌藏经洞与甲骨文的发现成就了王国维的学术地位一样，曾侯乙墓乐器的出土也使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书生一跃而成为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人们说，这是他的幸运。
其实，那高翔天边、躲隐云端的幸运之神从来都是吝啬的，她只把机会送给那些为此默默积累了数十载并为此而历经磨难、矢志不改的人。此刻的他，铢积寸累，年逾半百，学术积累和在人文学科研究中绝对必要的人生体验已臻成熟，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化提供了他企盼已久的安定，1977年的文物普查又给了他音乐考古的经验。万事俱备，只待劲风。1978年，曾侯乙大墓揭椁，展示他学术洞察力的机会终于姗姗而至。这批千载难逢的音乐文物的出土，一下触到他久耽其域、久望畅舒的史论情结，一大批新材料浇开了他心中的块垒。合着那钟壁上撞出的乐调，他心中绷紧的琴弦，奋然弹出了蓄积既久的晓畅之歌，那“葡萄藤覆盖下的火山”终于喷涌而出，势不能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