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言书：市场经济铸就通向个人自由之道路(11)

但是，退一步讲，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接受并推广一夫一妻制后，实际上使西方社会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家族越来越不旺，这变相逼着西方人不能只靠血缘家族达到安全保障，而是要更多地依赖教会这个人际互助体系，这当然促进了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旦一夫一妻，家庭没儿子的概率会上升，靠养子防老会日益不安。虽然人们可以依赖教会提供的经济和精神上的互助，但是，到一定时候，人们还是会发现这不够。这也恰恰是为什么金融市场必然要在基督教世界里发展起来，因为经过了几百年的一夫一妻制，西方家庭逐渐缩小，教会提供的经济安全还是不够高。所以，现代金融在13世纪出现在西欧，或许不是巧合。
一夫多妻在中国真正结束是20世纪50年代。跟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一夫多妻历来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如果大家都靠子女这种人格化的交易工具规避身老病残的经济风险，那你必须容许人们娶多个妻子，纳多个妾，让他们不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多个妻子可以生多个儿子，未来的经济风险就小了，多子多福。大家比较熟悉的历史名人中，郑成功有8个妻妾，胡雪岩妾36个，张作霖妻妾6个，李鸿章4个。
以前，我们总喜欢用“旧社会”来形容、解释过去社会的现象，但是，每一种过去的风俗和习惯都有它的内在原因，尤其是经济的原因。比如，为什么有“典妻”、“租妻”的传统？前面说到，“养子防老”体系下，一夫多妻制是一种必然结果。但是，并非所有家庭都有钱娶多个妻妾，所以，就有了“典妻”、“租妻”以及妻妾买卖的交易市场。我们看到，之所以有这些历史传统和风俗，原来是因为过去的商业文明不发达，因为金融市场的不存在或不发达。
过去的人值几个钱？这话听起来不舒服，因为它本身就隐含了人只是商品的假设。但是，在人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生活安全保障的社会里，人的买卖交易是正常的事。王跃生教授有一本著作《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我非常喜欢，其中有四张表，反映从乾隆后期的1781-1791年间，四种不同的女子的交易价格，童养媳、初婚少女、再嫁寡妇、被卖掉的妻子。那十年间，童养媳的平均交易价是10两银子，初婚女子是12两银子，寡妇再嫁是13到15两，妻子被卖掉的平均价最高，是21.58两银子。
为什么寡妇被卖掉时反而比15到20岁左右的初婚少女的价格更高？卖妻的价格相当于初婚女子的价格两倍，这两倍价差从某种意义上是反映情感的溢价。在妻子被卖时，决定价格的是婆婆和丈夫，如果丈夫和婆婆对这个妻子有感情，可能不太会把妻子卖掉。所以，丈夫和婆婆在卖妻时，肯定以最高价格作为他追求的目标。对于被卖掉的妻子和被卖掉的寡妇来说，买方付价越高对她自己更不利，因为被买过去后，做对方的妻子或妾会更苦，未来的丈夫出的价越高，他今后用得会更狠。当父母让女儿嫁出去时，彩礼谈判过程中因为感情的因素，价格最大化不一定是目标，因为亲生父母可能会觉得，如果要的彩礼太高，女儿嫁过去后的日子会很难过。寡妇被卖掉时，谈判的往往是婆婆和死去的丈夫的兄弟，他们也会把价格谈得很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