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言书：市场经济铸就通向个人自由之道路(9)

在中国历史上，超越血缘的社会互助组织相对不发达，有较多记载的是从敦煌出土的唐朝社邑，像女子互助性的社邑、红白喜事社邑，等等。宋朝的义庄还是以血缘宗族为主。到明清，稍微多一些。比如，广东等南方地区的“自疏女”、“姑婆屋”组织，虽然跟佛教有关系，但主要还是为十几岁就选择不嫁人的女子提供一辈子的生活保障体系，这样，选择不嫁人的自疏女可以十几岁搬进“姑婆屋”，在那里吃住、劳动，此后所有的劳动所得都属于姑婆屋，供养其他年长、病残的自疏女，但是，等到今天进去的自疏女自己也老了后，未来的年轻自疏女要给她们以保障。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自疏女就能实现彼此间的相互支持，只是她们间的价值交换是跨时间的，姑婆屋就成了具体完成这种金融交换的社团机构，从本质上类似于“养子防老”、金融市场交易。但是，正因为中国以往超越血缘的社团组织总体不很发达，从某种意义上，相对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社会的人，儒家人除了家、家族以外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信得过的互助体。
第三种跨期交易安排就是金融市场，其范围是广大社会的人，交易产品明码标价，其交易组织不是基于血缘，也不是基于宗教或其他信仰，而是每个参与者追求显性利润的最大化。正因为此，它的信用支持体系很难建立，失约、违约会时常发生，它需要公平、公正、透明的契约法治体系的支持，亦即与其配套的是法治文化。
第四种跨期交易安排是政府社会保障体系，支持这种安排的信用保障体系是国家的强制力，即立法、行政与司法。正因为这种交易体系的组织不是基于血缘、共同信仰或者利润最大化，而是基于政府权力，所以，其腐败空间和因此带给社会的交易成本也会很高。计划经济、福利国家的教训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我们可以依赖血缘家族体系，也可以依赖基于宗教的社团组织，或者基于某种共同志向建立的非血缘社团组织，可以依赖政府权力，还可以依赖市场，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跨期价值交易，那么，到底哪种安排更好、更优？为什么有些安排会更糟呢？正因为每种安排要求相配套的社会文化支持，其带来的文明性质也不同。基于金融市场的安排所带来的是商业文明、契约文化和法治精神，而基于政府权力的人际跨期价值配置体系培养的是官本位文化，是抑制个人权利的权力文明。就像西方在中世纪所经历的那样，基于教会的跨期利益交换体系会压制个人自由，压制个人信仰的选择权利。
很多人说，既然儒家的家也可以实现今天金融市场所能做的经济安全保障，为什么还要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问题是，通过“养子防老”人格化安排达到经济安全，这种互助体系必然要延伸出很多压制个人自由、把人当工具而不完全当人的风俗和规范，必然要牺牲人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