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济慈逝世两百周年｜朱玉：“无数的见识使我成为神”(10)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本文从这部传记中受益良多。“成群的燕子在天空中呢喃”西班牙广场26号曾是一幢玫瑰色的房子，位于一百三十五级台阶的右侧。济慈在罗马的医生詹姆斯·克拉克（1826年回到英国后成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御医）为他选择了这处便于休养的住所。阶梯前方是贝尔尼尼设计的船形喷泉，从济慈的房间，可以听到持续的水声。天花板上雕刻着繁复的玫瑰图案，济慈却更喜朴素的英伦花朵。他感到“真实的人生已经逝去”，正过着“死后的生活”，或者，苟延残喘于生死之间。1821年1月10日，塞文将济慈从床上移到客厅，帮他换上干净的衣服。济慈已经虚弱得无法自己行走了。他们促膝而谈，塞文觉得济慈“镇定、平静”下来了，认为他“已经离去”，以“自我的缺席”而存在着。

雪中的西班牙广场26号

贝尔尼尼喷泉1819年的六首伟大颂歌是济慈最后的作品，其中不乏告别意味。颂歌这种体裁源于希腊，后演绎为品达体和贺拉斯体，乃重要的古典诗歌形式，通常描写庄重的主题，结构复杂而恢宏。浪漫主义诗人大多写过重要的颂歌作品，比如华兹华斯的《永生颂》、柯尔律治的《沮丧颂》和雪莱的《西风颂》。《夜莺颂》的美酒里有“温暖的南方”。这首黑暗色调的颂歌以“我心痛”三个重音开篇，与夜莺的快乐形成对比；复以四处“离开”（away）和三番“别了”（adieu）表达了诗人欲借助诗歌的隐形翅膀（当然也借助“鸦片酊”“毒药”和“酒”）随不朽的夜莺一起离开痛苦尘世的愿望。“我看不清脚边是什么花朵”以及具体的花卉描述——白色的山楂花，野蔷薇，紫罗兰——既再现着济慈诗中常见的花语，也遥指他后来墓旁朴素的芳华。诗人在黑暗中倾听，“几乎爱上了安适的死亡”，感到“若能在午夜无痛地死去”无异于一种“富足”——这里似有一语成谶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