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涌：写给十八岁的法学少年卡尔(6)

语言幼稚贫乏的确是一种精神病症。这里，我向你推荐意大利法学家和哲学家维柯1707年10月18日的开学典礼演讲，主题很长：“对人类的堕落本性的认识驱使我们把握各门高贵艺术和科学的整个王国”。
他说：“人的堕落，首先是语言的幼稚贫乏。由于语言的幼稚贫乏，无数事物和意境无法呈现于心灵之中，混乱、蹩脚和粗野的语词欺骗了心灵。它导致心灵的弊病，永恒的愚蠢控制着它，事物的虚假印象戏弄着它，草率鲁莽的判断将它推向悬崖”。这段话很深刻。
最近，我读维光先生的两篇文章《当代中国无大师》和《被扭曲致残的治学及写作能力》，我很震惊的。维光先生的学问未见其深厚，但见识不俗。他代表他那一代老人，但后人都在走一样的弯路。这里，说与你听听。
他说：“我们这代人之所以自己写不出好东西来，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基本技能不行，也就是阅读能力，以及写作必须要储存记忆的东西之离基本要求相差太远。这个能力在我们这两三代人那里，由于学校教育及体制的变化，尤其是政治统帅一切对于人们灵魂及其基本感觉的摧残及癌变，让我们已经无法和前辈相比。推崇西方的人既没有阅读西文原始文献的能力，也没有西文的语言思维感觉，只是靠蹩脚的翻译去捕捉似是而非的议论。而谈中国文化问题也没有阅读经典文献、原始典籍的能力，只能依靠基本教科书。”
亲爱的卡尔，他说的对，我们这几代人在治学和写作上确实是残疾人。
我又想到了洛克、斯密和卡多佐，他们受到以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品为内容的古典教育，而写作一直是主要训练。我是在36岁时，在企鹅读书会上读到这三本传记的，我震惊于洛克、斯密和卡多佐的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我掩卷长泣，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们可以写出《政府论》、《国富论》和流芳千古的判词，而我却不可能。我希望能够提前十八年来读这些传记，让经典从大学开始就充满你与我的心灵，而让那些迂腐猥琐的说教走开。
写作是极为重要的，你一定要高度重视写作。
若从最高处看写作的意义，写作事关知识分子的使命。我最近在读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全书中衷心赞扬中国知识分子的只有一处，那是唐朝以韩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他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极为优秀，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学习像古人一样写作，倡导古文运动，重新拥有了古典美德，拥有了挽救国家的能力，重现了古典写作的清新隽永和高尚道德”。当然，这也不是莫里斯的一家之言，而是史家通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