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赟冰｜恰似良将用兵(3)

连环画《三国演义·走麦城》宋著围绕锁钥，探其因，究其果，清晰简明地呈现出战争的全貌，恰如兵家占据锁钥，以达到控扼制要的效果一般。若将宋著比作战略构思，则其可谓是以锁钥为“锁钥”。占据锁钥虽然很关键，但若没有纵深，锁钥亦不能守。建安十七年（212），曹操征令江滨郡县居民内移，反导致居民恐慌东渡，皖城遂成江北孤城，后来轻易即被孙权攻陷。而孙权攻占皖城后，却没有留重兵驻守此地，显然也是深知孤城不可守之理（正编1124-1126页）。反之，建立起纵深防御体系的要塞便很难被攻破，也不惧被攻破。例如合肥与江陵，虽然分别是魏、吴锁钥，但后期却削减了防守兵力，而将重兵屯于后方的寿春和乐乡（正编379-392、1402-1425页）。从防御的角度讲，两国的意图显然都是先以前线坚城挫敌锋锐，再以后方大军赶赴决战；
此时即便敌军攻陷了要塞，己方援军也可以旋即夺回，若与敌相持，由于合肥与江陵地区饱经战乱，人烟稀少，敌军野无所掠，其粮饷转运距离和成本远高于己方，长久相持非其所利。
同样道理，学术著作应有主线和切入点，但也应尽量放宽视野，不能囿于一个狭隘的范围。宋著以历史地理学研究为基础，对地望、沿革、交通、政区等问题的考证，极为翔实，在顾祖禹、吴增仅、谢钟英、梁允麟诸家的基础上，时有新见提出。例如辨明濡须坞有两处（正编1075-1080页），考证孙吴武昌又称“东关”（正编1254-1272页），皆令人信服。然宋著绝不仅仅是一部军事地理学著作，而是将兵争要地的兴衰，时时置于三国战略全局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因此宋著对三国时期的政局变迁和制度变更着墨甚多，譬如续编中以专篇讨论蜀汉前期最高军政机构的演变（37-95页）。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在三国时期，人口和粮食是国力最重要的基础，因此宋著论及攻守易势的战略变化时，十分重视联系经济因素，例如魏吴在扬州对峙，曹魏逐渐取得有利态势，宋著认为这主要源于邓艾在两淮地区开河渠、兴屯田的规划（正编613-6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