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赟冰｜恰似良将用兵(9)

“览闻此书内忠臣、义贤、孝子、节妇之所思所行，则可以为鉴；又奸臣误国、恶政乱朝，可以为戒。文虽俗陋，然甚有益处。”（转引自秀云：《〈三国演义〉满文翻译考述》）事实上，《三国演义》之于武将最大的益处，即在于激励其忠勇之志，而此书情节动人，武将亦喜阅之，但完全与兵略无关。试想，若读《三国演义》果然能学得兵略，清廷焉会在天下未定之时即刊刻颁行此书？
国人对古代战争的错误认识长期难以扭转，除了因《三国演义》及其衍生的影视、游戏作品过于流行之外，还缘于能够正确还原三国战争面貌的著作久付阙如。欲消弭谬说，必先正本清源。宋杰先生的“三国战争史”二书，庶几可膺此重任。
宋著对战争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做出了探讨。首先，一国总体的战略方针如何，以攻为主，抑或以守为正？战略重心何在，面对多个敌人，如何区分轻重缓急？其次，具体的作战部署如何。若守御，设置哪些要塞？如何建立纵深防御体系？战区如何设置？兵力如何部署？从何处调动援军？若进攻，则兵分几路？孰为主力，孰为偏师，兵力如何分配？各路行军路线为何，进攻目标为何，如何相互协调配合？粮饷如何转运？侧后方如何保护？凡此种种，宋著都做了全面细致的梳理和清晰明确的论述，并以这些问题串联起一次次具体的战役，使数十年间令人眼花缭乱的南征北伐，顿时显得井井有条。熟读此二编，三国兵争的梗概便可了然于胸。
宋著在战略格局上化繁为简的同时，还成功地呈现出战争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譬如身为一方主将，绝不仅仅要在短暂的战时指挥作战，更要在平日注重抚安境内，修缮城池，整治战具，训练士卒，屯田积谷，刺探敌情，赏罚明信，立威布德。这些平日的作为，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由。汉末三国时期，刘馥在扬州的治理，陈登在广陵的经营，羊祜在荆州的经略，都堪称典范。相比之下，关羽颇有将略，但终为一介武夫，故其镇守荆州期间，虽一时攻势强劲，而终不免败亡。《三国演义》对关羽倾注了大量的笔墨，而宋著则用不小的篇幅论述了刘、陈、羊的作为，恰可纠《演义》之偏颇。
略感遗憾的是，或许因限于主题，宋著对三国战争的战术较少涉及。而战术不仅是详细了解三国战争情景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探讨某些战略问题不可忽视的因素。三国鼎立之后，诸葛亮屡屡倾力北伐，而孙权对曹魏则多为试探性进攻，进取之志似乎相去甚远。这恐怕不仅仅如论者所言，“孔明真有用蜀以争天下之心”（胡三省语），孙权则满足于“限江自保”而已，大概还与吴、蜀军队的陆战能力有关。汉末三国时期，骑兵冲击战术进一步强化，骑兵战斗力逐渐超过步兵。曹魏由于邻接北方草原，易获得战马，所以骑兵建设与使用都领先于吴、蜀。李硕先生曾特别批评蜀汉君臣战术思想严重落后，不重视使用骑兵，认为是其积弱的重要原因（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政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71-74页）。但从实际战斗力来看，诸葛亮军除了首次北伐失利于街亭，此后野战再未败于魏军，以致司马懿握有优势兵力，却“畏蜀如虎”，不敢与诸葛亮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