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赟冰｜恰似良将用兵(6)

在此期间，乐进屡次与关羽交兵，据《三国志》乐进本传的记载，似乎乐进占据上风，但对具体的作战过程只字未提。宋著从一些蛛丝马迹入手，通过细致的考证和严谨的推理，首次还原了这一时期曹、刘荆州战局的进退情况，指出乐进本传之曲讳，合乎情理地解释了何以曹操不久将乐进调任合肥守将，且仅为张辽之副。尤为精彩的是，《三国志》仅提及乐、关二将曾在青泥相拒，再无他言，而宋著巧妙地利用《陈书》和《南史》的记载，揭示了青泥对控制汉江水道的重要意义，从而不仅得以发覆关羽在青泥战胜乐进的事实，而且推断出关羽后来进围襄、樊的关键原因（正编410-421页）。如此这般深入历史的细节，执着于还原历史的过程，不仅是规避决定论思维的有效途径，在我看来，也最合乎历史学的真谛。
正如庙算重视选将一般，宋著也十分重视个人能力及其作为对历史演进的影响。众所周知，荆州的归属是三国格局演变的一大关节，魏吴、魏蜀、蜀吴之间，都对此地进行过激烈的争夺。各方战略孰为得计，孰为失计，千古聚讼纷纭，难有定论。自来颇有一些论者批评《隆中对》提出“跨有荆益”是一项战略失策，因其忽视了孙吴对荆州的志在必得，“跨有荆益”与“外结好孙权”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傅克辉：《论〈隆中对〉的成功和失误》，《文史哲》1986年第3期，47页）。田余庆先生曾指出：“刘备主力入蜀后，孙权不会长久容忍留在荆州的刘备势力，刘备也难于长久维持在荆州的军事存在，这是很清楚的事。”（田余庆：《〈隆中对〉再认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11年，181页）此言诚是。然而所谓“长久”究竟指多长时间，却根本无法量化。
从建安十五年（210）刘备“借荆州”，到二十四年末（220）关羽败亡，前后凡十年，这难道一定是刘备势力能够占据荆州的上限吗？是否有可能将其延长数年？若延长数年，是否足够历史发生某些巨大的变故，使得田先生据以做出判断的前提条件也不复存在？在三国这样的乱世，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且不说官渡、赤壁、夷陵三场大战，皆是一战而天下格局随之大变，就说孙策偶然遇刺，竟让江左政权的战略规划彻底转向（续编175-178页）。历史的无尽魅力正在于此。
在宋杰先生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荆州局势的变化远非那般“命中注定”，而是历史的某种必然性与几位关键人物的志向、眼光、能力，以及一系列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隆中对》为刘备谋划了“跨有荆益”的构想，而周瑜也向孙权提出了近似的战略计划，即“规定巴蜀，次取襄阳”。可见孙吴不仅早有意荆州，亦早有意益州，故以“早有意”为理由推定必然攻取，显然不足以服人。宋先生认为，从赤壁之战后的形势来看，周瑜的构想是有很大可能实现的，然不幸其猝亡，无人能膺此重任，所以这项计划亦告夭折。为专力应对曹操在扬州的威胁，孙权听从了鲁肃的建议，“借荆州”与刘备（正编1359-1379页）。而曾经也正是鲁肃，为孙权谋划“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的战略，这充分说明战略规划是可以改变的。假如鲁肃不死，刘备或许能够更长久地占据荆州，但不料鲁肃亦早死，于是孙权在吕蒙的劝说下，迅速改变先取徐州的计划，决定袭取荆州，“全据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