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与纳粹物理学：当科学遇到意识形态与偏见(8)

普鲁士科学院首席秘书、气象学家海因里希·冯·菲克（Heinrich von Ficker）催促普朗克要求爱因斯坦辞职。而爱因斯坦则在收到普朗克的信件之前就抢先递交了辞呈。担忧德国当局对此事的态度，科学院的另一位秘书、东方学家恩斯特·海曼（Ernst Heymann）起草了一份声明，指责爱因斯坦“参与了法国和美国的暴行”（Einstein, 1949,p.82）。在科学院的会议记录中，普朗克默默地指出了爱因斯坦科学工作毋容置疑且经久不衰的重要性，而在此段前，他写道：“深感遗憾的是，爱因斯坦的政治行为令其无法在科学院继续履职”（Heilbron, 2000, p.159）。
爱因斯坦随后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驳斥“制造暴行”的说法，并表示他“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法律面前无法人人平等、不享有言论和教学自由的国家”（Einstein, 1954, p.206）。爱因斯坦随后告诉科学院的工作人员，接受德国的形势“相当于否定了我一生所坚守的一切正义、自由的观念。”（Einstein, 1949, p.86）
普朗克认为无法做任何事情以抗拒纳粹的命令，科学院的其他工作人员则认为什么都不需要做。凭各自结果来看，他们的观点最终难以区分。纳粹科学史学者沃克（Mark Walk）写道：“当面临危及他们的科学院，或是默许普鲁士科学院进行种族主义清洗的抉择时，科学院的科学家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并通过帮助纳粹党迫使犹太科学家离开科学院而成为共犯。” （Walker, 1995, pp. 92–93）
错误的战争？
作为一名犹太人，在德国遭遇的迫害令爱因斯坦相信同化不是答案。于是，他与犹太复国主义联系到一起，为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而奔走筹款。但是，国际主义深入其心，以致于爱因斯坦无法投入犹太民族主义的怀抱，并怀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犹太国家的必要性。有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在以色列首任总统、他的朋友、生化学家柴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n）1952年去世后，他拒绝了接替这一职位的提议。虽然是以缺乏“天赋和经验”的理由，但他给以色列政府的信中补充道：“自从充分认识到世界各国的不稳定局势以来，我与犹太人的关系已经成为我最强烈的人际纽带。”（引自Nathan&Norden, 1963, p.572）。到那个阶段，纳粹大屠杀已使这种不稳定局势变得尤为显著。然而，正是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与德意志物理学家一起的经历首先唤起了爱因斯坦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