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与纳粹物理学：当科学遇到意识形态与偏见(6)

“犹太问题”在德国被视为政治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人们争论时，更多把“犹太问题”当作类似于贸易、战争或税收争论来看待。正如今日的种族主义一样，它被视为与个体无关：你可以哀叹犹太人在政治和商业中的过分影响，或者相信反犹太主义宣称的刻板印象，而同时与犹太人保持友谊。许多普通德国人憎恶赤裸裸的暴行，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和道德问题，“犹太问题”似乎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无甚联系。1933年前后缺乏对迫害犹太人的抵抗并不一定意味着接受，用克肖（Kershaw）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来说，其实是“致命的冷漠”（Kershaw, 2008, p.4）。

图5. 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爱因斯坦正在美国，并发誓不归。这张照片中，这位物理学家于1940年10月1日从菲利普·福尔曼（Phillip Forman）法官手中拿到了美国公民证书。丨图片来源：Al Aumuller / New York World-Telegram & Sun Newspaper Photograph Collection / Library of Congress
1933年1月希特勒就任帝国总理后，纳粹党的首个反犹太措施是4月颁布的《重设公职人员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 sbeamtentums，简称“公务员法”）。其中规定“非雅利安血统的公务员将被安排退休；如承担名誉职务，将被免职。”（Hentschel, 1996, p.22）
此项法律对德国物理学家的打击尤为严重，因为其中很多优秀者官方身份是“非雅利安人”，他们在1933年约占总人数的1/4。。相比其它学科，物理学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因其作为一门相对新兴的学科，较少受到偏见的影响，这种偏见阻碍着犹太人在更保守传统的学科中取得进步。
为反犹太主义法律所排斥的人包括爱因斯坦、马克斯·玻恩（Max Born）、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k）、汉斯·贝特（Hans Bethe）、费利克斯·布洛赫（Felix Bloch）、奥托·斯特恩（Otto Stern）、鲁道夫·佩尔斯（Rudolf Peierls）、丽泽·迈特纳（Lise Meitner）和塞缪尔·古德斯米特（Samuel Goudsmit）：这也是一份20世纪中期日耳曼物理学卓越人物名录。一些受到影响的人立刻离开了这个国家——希特勒上台时，爱因斯坦正在美国，并发誓不归。其他人，比如佩尔斯，已在国外任职。也有像迈特纳这样的几个人，冒着越来越大的个人风险，想方设法多留居德国几年。极少数人，其中以薛定谔最为著名，他们本身是非犹太裔科学家，因同事的困境愤而离开德国（不过薛定谔本人别无他选，因为他的妻子是“非雅利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