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与纳粹物理学：当科学遇到意识形态与偏见(7)

德国理论物理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哥廷根大学，这个年轻学科的主要中心，流失了1/4的师资。解雇都通常以最随意、最残酷的方式强迫进行。生化学家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被告知立即离开实验室，再不许踏入其中。他远走剑桥，20年后得了诺贝尔奖。
德国科学界对这些法令的反应如今看来是卑躬屈膝的。总体的感觉是，任何抗议都需体面遵礼。德国科学的老牌发言人普朗克就是这种态度的代表。他认为反犹太主义的爆发会缓解持续紧张的局势，而且很快就会进入更宽松的气氛。致力于为祖国服务的他认为公开反抗是无法可想的。其他人则追随普朗克的领导，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只是微弱抗议。
Naturwissenschaften（《自然科学》）的编辑、奥地利人保罗·罗斯鲍德（Paul Rosbaud）对德国学者缺乏骨气的态度感到沮丧。正如他后来所写：
我记得哥廷根大学一位杰出成员对我说过：“如果他们冒着大学被破坏的风险也要驱逐詹姆斯·弗兰克、玻恩、柯兰特（Courant）、爱德蒙·兰道（Landau）[后面两位是数学家]，那么我们应当同心协力出来抗议。”次日，据报纸报道，这些科学家和许多其他人由于犹太种族，和他们对学校、学生的可耻影响而被解雇。而哥廷根大学的其他所有成员则按部就班，把抗议抛诸脑后。（Rosbaud, 1945）
这里无助的宿命感，与其说是背叛，似乎不如说成是深思熟虑的自私。匈牙利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1933年尚在柏林大学工作，不久后也要前往英国。他曾精妙地描述了这种情况：
我注意到德国人总是抱着功利主义的观点。他们问：“好吧！假设我反对这个，那我有什么好处？我得不到什么好处，只会失去自己的影响力。那我为什么要反对呢？”你看，完全没有道德的考量，或者说十分薄弱，所有考虑都是简单地什么行为对应什么可预见的后果。在此基础上，我得出结论，1931年希特勒上台，并不是由于纳粹革命的力量有多么壮大，而是因为不会有任何抵抗。（Szilard,1979）
爱因斯坦被抹去
当希特勒上台时，爱因斯坦正在加州理工学院访问。3月10日，他宣布不会回到祖国生活，而要选择“一个公民自由宽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Clark， 1973， p.431）
民族主义立场的普鲁士科学院被激怒了。作为主席，马克斯·普朗克理应谴责他的朋友。他确实这样做了，认为爱因斯坦的举动无益于时局。然而，爱因斯坦不会退缩。“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他给同事劳厄的信中写道，“科学家在政治问题上保持沉默，即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事务……这种克制难道不意味着缺乏责任感吗？”（Cassidy, 2009, pp.207-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