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醒者何以成为“失败者”？一位大学教授十多年的思想考古(2)

孟泽曾以“三起三落——晚清时运与郭嵩焘的官运”为题发表过主题演讲。“无功利心，过于‘清澈’是郭嵩焘三起三落的重要因素之一。”孟泽认为，郭嵩焘并不是不想做官，他觉得要做官就要做事，不能做事就不必做官。
“郭嵩焘毕生认真做事，认真到缺乏幽默感；认真到左宗棠骂他迂琐；认真到他自己不能自持。”孟泽表示，过于“认真”，不能含垢忍辱，是郭嵩焘三起三落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过于‘理想主义’是郭嵩焘三起三落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孟泽进一步分析，郭嵩焘的理想与他所面对的现实常常是相冲突的，郭嵩焘从生命的真实感受出发，以苍生为本，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杰出者的最高信仰，这也是郭嵩焘跟一般持禄固位的“犬儒”“俗吏”不一样的存在冲突的地方。孟泽认为，这与郭嵩焘秉持赤子之心性是有关联的。“还有一个冲突的地方是，郭嵩焘认为商人、商业的地位应该受到尊重。”
“郭嵩焘的很多自我反思、自我检讨，并不是意味着要自我收敛，有所改变，更不足以成为我们今天把郭嵩焘的仕途挫折视为其性格使然的依据。何况一个人的所谓性格，事实上联系着一个人的思想，甚至可以说，一个人的思想常常左右着甚至决定他的性格，所以说到底，郭嵩焘的为官困局，根本上就是那个停滞、僵硬而慌乱时代的必然。在这种时代和制度条件下，类似郭嵩焘这样的人，很容易沦为它的对立面，甚至敌人。”孟泽说。
郭嵩焘悲剧性的命运，他的个性和思想，在孟泽的新著中，是在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倾斜关系中展开和呈现的。郭嵩焘看到了这种倾斜，并且试图最大限度、最快地消除这种倾斜。但他的言行遭到了系统性的捕杀。“也许不是一个通过改变策略就可以改变局面的问题，照他的话说，这同时是一个‘有本有末’的问题。”孟泽说，“只是晚清当轴者的势利和昏迷，凸显了其中的困局和悲情，使得哪怕是策略的改变与改善，也极其艰难，让人痛心不已。”
在湖湘文化研究成为显学，关于曾国藩、左宗棠的书籍时时爬上畅销书排行榜的当下，孟泽认准的是郭嵩焘身上洋溢的敢走“窄门”、不惜牺牲的烈士精神。
世所罕见的清明与健康的理性
1876年末，一个标志性的历史时刻，郭嵩焘作为中国首位驻外使节出使英国。按照朝廷的要求，他很快以《使西纪程》为名，寄回了自己从上海到伦敦51天行程的日记，还小心谨慎地删改了其中觉得可能“不中听”的话。但是，《使西纪程》印行不久，就在国内士大夫中引起强烈反对，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说，郭嵩焘大概已经“中洋毒”；文史学家李慈铭说，郭嵩焘“诚不知是何肺肝”；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奏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请求将《使西纪程》毁版；张佩纶请求撤回郭嵩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