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醒者何以成为“失败者”？一位大学教授十多年的思想考古(3)

在所有人视洋人为夷狄，为洪水猛兽时，郭嵩焘早就认为洋人也是人，可以“以理格之”“以礼通之”。
郭嵩焘的说法，颠覆了千百年来天朝把“夷狄”等同“禽兽”的霸权话语。
郭嵩焘秉承世所罕见的清明与健康的理性，在孟泽看来，是郭嵩焘迥异于同时代那些贤达者的特有魅力。
郭嵩焘被骂作“汉奸”，有人就想当然地说这是他主张“全盘西化”的下场，“那更是天大的误会。”孟泽说，“以郭嵩焘的出身和教养，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是毫无疑问的。”
在列强横行的年代，家门口的“夷狄”已非“古之夷狄”可以比拟。孟泽引用郭嵩焘的话说，“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而且，“夷人之于中国，要求通商而已”“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因此，虽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西洋之法推而行之”。否则，就会是人家西洋“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那才是真正的灾难。
出使之日，郭嵩焘满怀壮志，期望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振兴并臻于富强；铩羽而归之后，他称病乞休，归隐乡里。郭嵩焘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当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士绅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张贴于大街之上。
正视现实，而不是盲目托大；学习他者，并非就是看轻自己。弱小者的自卑与自傲，在纷乱的时代，最易搅动民粹情绪的涌起。
赤子般的认真、清澈与愤慨，在一个老大帝国斜阳晚照举世昏聩的时代，无疑成了一个清醒者的罪过。
真话，难免被权力敌视，被世俗误会。“郭嵩焘的思想、言论、作为，不仅对他所置身的王朝有违碍，对他置身的文化也不免有违碍，他自然是深爱他所置身的王朝和文化的，所以，他常常怃然，常常流泪痛哭。”孟泽理解郭嵩焘进退失据的无奈和痛苦。
“这是一片不失野性和宽大的原野”
作为郭嵩焘的隔代知己，孟泽身上同样洋溢着理想主义。
这个15岁考上湘潭大学，之后毕业留校的老师，因其横溢的才气、内敛的个性，在湘潭大学中文系中人气超高。相熟的朋友半是认真半是游戏地以“桂老”（孟泽原名张桂喜）相称。其时湘大有“三老”，新任校长听闻后，对此纳闷，问身边老师：为何他们年纪轻轻却被称什么“老”。这位老师机灵，随口解释：这个“老”要加个单人旁。校长哈哈一笑。
在传统语境中，德高望重者，才有“老”字相称。但以此看见当时湘潭大学人文的高卓和风气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