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山西读历史】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谭其骧）(7)

金元时代，山西的经济文化比它邻近的地区发达。金朝统治着秦岭和淮河以北的半个中国。《金史·食货志》中特别提到：“平阳一路，地狭人稠”(山西西南部在金时称平阳路)。它是金朝境内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拿《金史·地理志》中各路的户口来比较，当时的户口密度比河北、陕西都高，可见那时山西的农业比河北、陕西发达。
经济发达自然要推动文化的发展。当时，统治南方的是南宋，统治北方的是金。南宋的印刷业中心(也就是文化中心)在首都临安(今杭州)，金的印刷中心却在平阳，而不在首都中都(今北京)。
再就金国科举制度来看，金全国分十九个路，凡文化发达的地区，一个路设一个考区。文化不发达之处，到临近的考区去考试。当时的山西分为三个路，晋北地区称西京路，晋中地区称河东北路，晋南称河东南路。(辽改云州为大同府，建西京，领西京道。金改称西京路，辖境为以今大同市为中心的雁北地区。雁门关以南的地区称为河东，河东分南北两路，以太原为中心的地区叫河东北路，以平阳为中心的地区叫河东南路。)全国十九个路，共设十个考区，而山西的三个路，每一路都设有考区。
《金史·文艺传中》中记述金朝一代的文人、学者，山西人占的比重很大。特别是金末元初，山西出了两个全国第一流的文人。一个是元好问，一个是刘祁，这两个人不仅当时很有名，而且到后代也很出名。元好问是秀容人(今忻县)，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刘祁是浑源(今浑源县)人，刘家在金朝一代出了好几代由科举入仕的文人，时人称刘家的家乡为丛桂窟。到刘祁青年时，金朝灭亡了，入元后他著的《师潜志》这部书，很有史料价值，后人修《金史》多取材于此。
现在讲一讲元代。商税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达与否的一个标志。我们看《元史·食货志》中的商税记载：晋宁路(元代把河东南路改为晋宁路，河东北路改为冀宁路，西京路改为大同路)的商税，在华北一带仅次于大都路(元代首都，今北京)，远在其他诸路之上，不论是山东的济南，河北的真定、大名、保定，都赶不上它。冀宁路的商税比晋宁路稍差，但和真定、大名差不多，而在保定、顺德、广平等路之上。可见金元时山西的经济在华北地区是比较发达的。
由于经济发达，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金元时代山西的戏剧事业也很繁荣，现在研究戏剧史的人都要到晋南去找金元时代的戏台，这是保留至今的最古的戏台建筑。
过去几千年历史，都是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部门。在正常情况下，平原地区发展农业的条件要比高原地区好，那为什么在金元时代，山西高原的经济文化反而要比邻近的河北、关中平原地区发达呢?这种情况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重要原因之一应该是由于宋金、金元时期，平原一带受战争的摧残比较严重，山西受的战祸则比较轻，比较太平，所以在这一段时期内，山西的经济文化比邻近的平原地区发达。